名勝，比如俾斯麥塔，高踞山巔，登臨一望，全城盡收眼底。此外還有幾處咖啡館和飯店。我們在席勒草坪會面以後，有時也到山中去遊逛，午飯就在山中吃。見到中國人，能說中國話，真覺得其樂無窮，往往是在閒談笑話中忘記了時間的流逝。等到注意到時間時，已是暝色四合，月出於東山之上了。
至於學習，我仍然是全力以赴。我雖然原定只能留兩年，但我仍然做參加博士考試的準備。根據德國的規定，考博士必須讀三個系：一個主系，兩個副系。我的主系是梵文、巴利文等所謂印度學（Indologie），這是大局已定。關鍵是在兩個副繫上，然而這件事又是頗傷腦筋的。當年我在國內患“留學熱”而留學一事還渺茫如蓬萊三山的時候，我已經立下大誓：決不寫有關中國的博士論文。魯迅先生說過，有的中國留學生在國外用老子與莊子謀得了博士頭銜，令洋人大吃一驚；然而回國後講的卻是康德、黑格爾。我鄙薄這種博士，決不步他們的後塵。現在到了德國，無論主系和副系決不同中國學沾邊。我聽說，有一個學自然科學的留學生，想投機取巧，選了漢學作副系。在口試的時候，漢學教授問的第一個問題是：中國的杜甫與英國的莎士比亞，誰先誰後？中國文學史長達幾千年，同屈原等比起來，杜甫是偏後的。而在英國則莎士比亞已算較古的文學家。這位留學生大概就受這種印象的影響，開口便說：“杜甫在後。”漢學教授說：“你落第了！下面的問題不需要再提了。”
談到口試，我想在這裡補充兩個小例子，以見德國口試的情況，以及教授的權威。19世紀末，德國醫學泰斗微耳和（Virchow）有一次口試學生，他把一盤子豬肝擺在桌子上，問學生道：“這是什麼？”學生瞠目結舌，半天說不出話來，哪裡會想到教授會拿豬肝來呢。結果是口試落第。微耳和對他說：“一個醫學工作者一定要實事求是，眼前看到什麼，就說是什麼。連這點本領和勇氣都沒有，怎能當醫生呢？”又一次，也是這位微耳和在口試，他指了指自己的衣服，問：“這是什麼顏色？”學生端詳了一會，鄭重答道：“樞密顧問（德國成就卓著的教授的一種榮譽稱號）先生！您的衣服曾經是褐色的。”微耳和大笑，立刻說：“你及格了！”因為他不大注意穿著，一身衣服穿了十幾年，原來的褐色變成黑色了。這兩個例子雖小，但是意義卻極大。它告訴我們，德國教授是怎樣處心積慮地培養學生實事求是不受任何外來影響干擾的觀察問題的能力。
回頭來談我的副系問題。我堅決不選漢學，這已是定不可移的了。那麼選什麼呢？我考慮過英國語言學和德國語言學。後來，又考慮過*文，我還真下工夫學了一年*文。後來，又覺得不妥，決定放棄。最後選定了英國語言學與斯拉夫語言學。但斯拉夫語言學，不能只學一門俄文。我又加學了南斯拉夫文，從此天下大定。
斯拉夫語研究所也在高斯…韋伯樓裡面。從那以後，我每天到研究所來，學習一整天。主要精力當然是用到學習梵文和巴利文上。梵文班原先只有我一個學生，大概從第三學期開始，來了兩個德國學生：一個是歷史系學生，一個是一位鄉村牧師。前者在我來哥廷根以前已經跟西克教授學習過幾個學期。等到我第二學年開始時，他來參加，沒有另外開班，就在一個班上。我最初對他真是肅然起敬，他是老學生了。然而，過了不久，我就發現，他學習頗為吃力。儘管他在中學時學過希臘文和拉丁文，又懂英文和法文，但是對付這個語法規則煩瑣到匪夷所思的程度的梵文，他卻束手無策。在課堂上，只要老師一問，他就眼睛發直、口發呆，囁囁嚅嚅，說不出話來。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他被徵從軍，他始終沒能征服梵文。用我的話來說，就是，他沒有跳過龍門。
我自己學習梵文，也並非一帆風順。這一種在現在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