式的火把衝進山谷。經過大膽的否定之否定，這位道家信徒用意志力使自己成為最積極的人。迴歸主義道家信徒是中國文化所能產生的最高層次的人格。在中國人眼中，他身為道家卻為儒家思想奮鬥，是最偉大的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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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同濟：緊張而豐富的心靈（8）
就這樣，林同濟透過將儒家與道家、尼采與莊子的結合，展現了一種道家迴歸主義者的悲壯人格。這種入世的、戰鬥的道家，表面看起來與儒家無異，但他的內心充滿悲涼，知道一切終究是空，一場空。但他以一種西西弗斯式的存在主義精神，唱著《福者之歌》中的著名詞句：“讓我來做這一切，我心繫永恆，無所企盼。我說：‘這不是我的’，無所悲哀，準備戰鬥”，堅定地前行，不在意成功或失敗，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口氣。
國思想的某種深度和廣度。
……
周作人：現代隱士的一幕悲劇（1）
遊世的境界高則高矣，美則美矣，然而一旦在現實中遭際那種非此即彼的境遇，就會依照其自身的邏輯毫不容情地跌落，徑直跌進地面上那最骯髒、最醜陋的泥坑中去。
這，就是周作人的人格悲劇。
在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群體中，周作人算得上一個最為複雜的人物。他的一生是一幕悲劇，常令後人看得感嘆不已。周作人的悲劇，作為現代知識群中一種典型的精神現象，時下已引起眾多研究者的矚目。專題論文姑且不論，僅就專著而言，近年間即有三種面世：張菊香、張鐵榮的《周作人年譜》、李景彬的《周作人評析》和舒蕪的《周作人概觀》。當我細讀著這些頗具功力的著作時，困擾著我的是一個難以驅散的疑惑：周作人的悲劇究竟意味著什麼？
人格新生的兩重屏障：綱常倫理與和諧意境
令當今的研究者慶幸的是，周作人在世時常常喜歡談自己，談自己的心境、情致、意緒乃至靈性。我覺得其中有一段話十分值得注意。他坦露說：在自己的心頭住著兩個鬼：“紳士鬼”和“流氓鬼”，它們“在那裡指揮我的一切的言行”。“有時候流氓佔了優勢我便跟了他去徬徨，什麼大街小巷的一切隱密無不知悉，酗酒、鬥毆、辱罵，都不是做不來的，我簡直可以成為一個精神上的‘破腳骨’。但是在我將真正撒野，如流氓之‘開天堂’等的時候，紳士大抵就出來高叫‘帶住，著即帶住！’說也奇怪，流氓平時不怕紳士，到得他將要撒野，一聽紳士的吆喝，不知怎的立刻一溜煙地走了”。
大致說來，在1927年之前，儘管這兩個鬼在周作人頭腦中衝突爭鬥，相互奪搶著“執政權”，但畢竟是“流氓鬼”稍占上風，呵斥禮教，嘲罵軍閥，頗有放蕩不羈的凜然之氣。1928年以後，迫於環境之險惡，那“紳士鬼”逐漸將“撒野”的“流氓鬼”“帶住”，一改“五四”之“浮躁凌厲”，日益顯得“敦厚溫和”、“平和沖淡”，將自己裝扮成古色古香的現代隱士。然而，最後卻在日本人刺刀的威逼下，從隱逸的角落裡爬上舞臺，穿上了漢奸的戲袍。
周作人：現代隱士的一幕悲劇大時代中的知識人對於周作人這樣一段從“流氓”到“紳士”的歷史演變，舒蕪指出：
如果不僅從周作人的後期歷史來看，而是從他的整個歷史來看，應該說這是中國文化傳統的悲劇，是知識分子命運的悲劇。中國知識分子肩負著中國文化傳統，在國家命運突然面臨著幾千年未有的大變局之時，每個人都有一個命運的問題：或是不能克服文化傳統中的消極核心而失敗，一切文章學問，功績成就同歸於盡，這就是周作人的悲劇；或是畢生同這個消極核心戰鬥，魯迅就是這樣譜出了勝利的樂章。
這一分析很有見地，點到了周作人悲劇的關鍵所在。
在那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