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不是死，便是生”（魯迅語）的大時代裡，中國知識分子們面臨著艱難苦痛的自我嬗變。他們之所以如此艱難，如此苦痛，乃在於他們的身上承受著雙份現實重負，不僅有社會環境的外在險惡，也有文化傳統的內在黑暗。對於前者有時候或許能仗著一時的血性戰而勝之，而對於後者，即令在勇士看來也是防不勝防，因為傳統之於自己往往難以分離，傳統屬於我們，我們也屬於傳統。正如魯迅所感嘆的：“我自己總覺得我的靈魂裡有毒氣和鬼氣，我極憎惡他，想除去他，而不能。”這種窒息著中國知識分子自我新生的“毒氣和鬼氣”究竟是什麼呢？我以為傳統的中國文化心理之於現代人格的形成有兩層路障。一層是“綱常倫理”，它以儒家學說為代表，“教導封建的君怎樣做好君，臣怎樣做好臣，父怎樣做好父，子怎樣做好子，總之就是每一個人怎樣做好一個封建的人，這就是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所謂‘人倫日用’之學”。另一層是“和諧意境”。它體現於知、情、意諸子結構中，其認知方法為實用理性，情感態度為樂感文化，行為模式為中庸主義，而最高的理想境界則為天人合一。概而言之，乃是一種“和諧的文化”，“就是每一個人都使其內心與環境，使其自我與其現實地位達到最好的和諧，如果人人都做得到，現實世界結構就會正常運轉，井井有條，這就是天下大治”。如果說“綱常倫理”僅是外在的人際規範的話，那麼“和諧意境”已內化為自覺的價值規範，它幾乎為儒、道、玄、佛諸家所共有，代表著中國文化的普遍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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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現代隱士的一幕悲劇（2）
自清末梁啟超發表《新民說》開始，中國知識分子就為衝破傳統的文化心理屏障，爭取人格新生進行不懈的奮爭，到“五四”形成了一個要求個性解放的啟蒙高潮。然而中西啟蒙運動畢竟迥然有別：在西方近代的歷史主題是反專制爭人權，而中國近代之當務所急在於民族救亡，因而個性解放必須服從於民族解放，而爭國權的呼聲也始終壓制了爭人權的吶喊。“五四”啟蒙運動也不免染上了那樣的時代印跡。其個性自由的要求從出發點到最後歸宿都取決於民族的整體需求，因為共和政體的失敗，因此需要個人的“倫理覺悟”，而新人格的培養最終又是為了實現共和的重建。這樣，儘管魯迅等個別人已經覺察到中國文化的深層核心“和諧意境”對國民心靈的戕害，但大多數傑出的“五四”知識分子仍然將他們的矛頭集中於綱常名教上，陳獨秀所稱的“吾人最後之覺悟”還只是“倫理的覺悟”。“五四”新文化運動從反傳統的角度而言不過是反對“綱常倫理”的思想統一戰線，更深層的東西很少有人能夠超越時代的侷限加以洞察反省。
對傳統文化心理的反思深度直接影響了傑出的“五四”知識分子們自身與傳統人格心態的分離程度。顯然，對於知識分子個體來說，這種分離彼此之間是差距懸殊的。倘若以此作為度量，“五四”之後的知識分子至少可分為三種型別：狂人、儒生和隱士。一部分知識分子既超越了“綱常倫理”的表層阻撓，也突破了“和諧意境”的深層屏障，顯現出與傳統人格斷然決裂具有新時代意義的狂人姿態，魯迅可以說是其中的卓越典範。另一部分知識分子不僅未曾沖決傳統心態的深層屏障，而且連“綱常倫理”的壕塹恐怕也沒有真正地跨越，其實際生活中的所作所為仍然只是古代儒生的現代翻版。像胡適便是此類中絕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