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五十五萬石，超過了以後的定額；廣東在六年八月以前兩年之中，積儲幾至三百萬石；此外據不完全統計，甘肅、福建、湖北、四川、廣西、江蘇等省，在這一期間也都取得了很大的進展。＇30＇
除平糶外，這一時期用於賑濟的糧食數量也很難統計。據時人說，從前只有重大災害，才由政府加以賑恤，小災則由民間互相調濟，自己解決，從未有過“每歲賑恤之事”，＇31＇可見這一部分用糧也有顯著的增加。特別是乾隆七—八年，發生了嚴重的災荒。乾隆七年，災害主要發生在兩江即江蘇、安徽的北部諸府，政府動用本色倉米二百四十萬石（另動用白銀七百六十萬兩）；＇32＇乾隆八年，災荒發生在更多省份，據不完全統計，直隸共賑米一百五十餘萬石，＇33＇江西賑五十五萬石。＇34＇這一情況造成了乾隆七、八兩年全國倉儲額的顯著下降（統計數中乾隆八年數與七年數同，顯悉照抄）。無疑，在這兩年之中，倉糧有著遠遠超出年終統計升降幅度的大規模支出，它對於政府的增儲計劃，顯然有不利影響。
乾隆初年，對於倉谷平糶，諭令“多減價值”；初定熟年每石照市價減銀五分，歉歲減銀一錢，令酌量再減。＇35＇平糶時一般定例北方糶三存七，南方糶五留五，原為出陳易新，以防黴變，亦使青黃不接之時，得以接濟民間，著荒歉之時，減價多糶，勿拘糶三成例。＇36＇各省出借倉谷，秋後歸還，向有每石加息一斗之例，著歉收之年，勿令加息。＇37＇對地方官不敢越額平糶，諭：“平糶倉谷已符額數之言，甚屬不經，是豈保赤之心哉！且國家設常平社倉，所為何事？”＇38＇致使乾隆三年，已有今“輸納不益於前，而賑糶幾倍於舊”的說法。＇39＇至於賑濟饑饉災傷，乾隆一朝更是“百計區劃”，“一賑再賑，以安全之”，＇40＇常常不吝費用，破格蠲賑。如定賑災日給每口米數，在“正賑”外增設“加賑”諸項，於舊例只賑秋災外，增賑夏災，諭：“如果應行賑濟，即於常例之外，多用帑金，朕亦無所吝惜”。＇41＇州縣散賑，舊例稽其田畝，給與農夫，改為闔屬貧民，均行賑濟。＇42＇並將前朝經常使用的銀賑方式，多改為賑濟實物米穀，諭：“此係朕本意”，督撫總以銀米兼施為便，“此朕所不解”。＇43＇清代康熙年間，截漕二百四十萬石，雍正年間約二百九十萬石，而乾隆頭二十二年，即已截漕一千三百餘萬石。＇44＇諭：“寧可國家多費帑金，不可使閭閻一夫失所”。＇45＇
由於這一系列原因，乾隆八年清廷曾一度命令停止增貯。但不久之後，採買、捐監以次恢復＇46＇。復諭：“務期多得米糧”，“不必拘拘較量錙珠”，並更定了各省常平儲額（調整為四千八百餘萬石）＇47＇。以至乾隆十年年終，全國倉儲數量達到三五零零萬石，較八年終增加了六百萬石（實際增加當遠不止此）。這都表明，乾隆初年倉儲的增加，並非是經過很長的時間，而是在每年同時大量賑糶的情況下，在較短時間內達到一個很高數額的，其數量遠超出年終造報數字。例如，在幾個受災嚴重的省份，不久之後，倉糧即有迅速的補充，如乾隆十年直隸已較定額多出四十萬石，江西也買補足額，江蘇到乾隆十三年亦與定額相差無多。＇48＇這樣，在乾隆十年以後的幾年時間裡，全國倉儲年終數額便一直保持在三千一百至三千五百萬石之間。如果把乾隆六年以前算做第一個，那麼這就是第二個增補高潮。
乾隆初年的糧政努力，是實現“迴向三代”理想目標的一個具體措施，也可以說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個部分。古代實行“井田制度”，按《周禮》的解釋，於每家有田一份之外，還有所謂“保息”等救濟制度，＇49＇提供一定的安全保障。而“遺人”一職，專掌施惠、恤養、賑濟之事，更直接與糧政與賦役的均平有關。＇50＇清代不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