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正如他所說的：有治人無治法，惟在卿等大吏與司道府縣各員，竭力奉行，因時制宜。＇11＇舍盡力而為之外，並無其他更好的方法。在昔日倉糧較少的情況下，這可能不難應付，在倉儲大幅度增加的情況下，事情就不會這麼簡單了。也許正是由於這樣的原因，註定了日後糧政努力的最終失敗。＇12＇
隨後發現，捐監的成績並不理想，實際上大量的倉糧還是採買來的。政府採買遇到的最大難題，正是糧食交易的定價問題。清代實行輕賦與永不加賦的原則，因而預算是固定的，在總收入固定的同時，各類開支專案及款數一經確定，也歷數百年不再變動，而不復能隨物價的變動而加以增減。但糧價卻不能使之不變，特別是經過雍正年間的相對平穩之後，乾隆年間，出現了長時間的“（微）通貨膨脹”。此外，“官谷”與“市谷”相較，必須幹園潔淨、鬥斛較滿，也對價格不無影響。因此派購、勒買，弊端百出，成為倉糧買補中的常見問題，官府購買幾乎成了低價強購。
倉谷糶價不敷糴買、以致賠累，是倉糧買補的最大障礙之一，針對這些現象，乾隆元年，飭督撫籌劃糴糶便民之策，禁止派買。＇13＇二年命籌常平倉出糶買補之法，不許短髮價值。＇14＇並決定買補若遇價貴，“準動存公銀兩”，照依時價，“據實報銷”；＇15＇改變州縣“俱於本地採辦”的“向例”，為向鄰封價賤處購買；＇16＇倉糧運腳，亦準報銷。＇17＇但都不像表面看來那樣容易解決。
為加強倉儲，乾隆初年，御史陳其凝曾請將田賦照時價輸谷；＇18＇都統布蘭泰請於直隸、山西邊外地畝“改折本色”，以籌邊方積儲；＇19＇七年，漕運總督顧琮請將兩江來歲田賦額徵（五百餘萬兩），悉徵本色；＇20＇八年，鴻臚寺卿梅瑴成請將漕糧已改折者暫徵本色；＇21＇江西巡撫陳宏謀請於捐監無人、難於採買之處，“以谷代銀”交納田賦。＇22＇這些建議雖大部未被採納，但仍被多次提出，並經過反覆“籌量”，顯見決非偶然。
為防止穀賤傷農，政府還多次提出敞開收購餘糧的政策想法。乾隆二年，陝西暫禁商販，飭各州縣“照依時價採買”；＇23＇三年，令山東、河南，貿易之餘，再有餘糧，地方官動支庫帑，照時價糴買；＇24＇四年，江南為防價賤傷農、商民囤積及販賣出境，請準“不必拘定數目”，照市價收買存倉（價昂即止）。＇25＇甘肅亦於元年、七年數度“不拘原數廣買”餘糧存倉儲備。＇26＇
為此，清政府還提出鼓勵生產，限制種植菸草等作物，禁酒＇27＇，禁止遏糴，禁止囤積，開米禁，免糧稅，以及完善糧價呈報制度和建立人口統計制度＇28＇，一系列的政策措施。
到乾隆六年，隨著清代第一次全國人口數字的造報，全國常平倉谷的儲存數字也同時報送上來。＇29＇
圖3 乾隆初年常平倉儲數量
如果說雍正間全國實際儲量不過一千數百萬石，現在它已有了很大的增加，乾隆六年第一次統計，全國常平倉儲數量達到三千一百七十萬石，加上其他各類倉糧數百萬石，估計較雍正年間已增加了二千萬石。這些數字僅是年終統計，並不能完全表示出一年中倒底有多少糧食出倉入倉（流量），而只表示著一年中倉糧出入所餘的淨值（存量），就好象我們僅從每年的年終人口統計中，是不可能瞭解到當年的淨出生人口一樣。賑糶的數量在乾隆初年更有了成倍的增加，僅以平糶而論，每年循例出陳易新，即須平糶倉糧三分之一以上（北方糶三餘七，南方糶五餘五）。這些表明，乾隆初短短几年時間之內倉儲增加的成就，當已極為可觀。如從分省情況來看，直隸乾隆二年七月只儲一百四十萬石，六年九月已有二百萬石左右，與定額所差無幾；山西元年正月常平無多，六年八月已儲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