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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立中央集權制，群臣共同盟誓：“天覆地載，帝道唯一”，以此強化中央集權思想。在入唐留學生的主持下，仿效唐朝的三省六部制和州縣制，設定“八省百官”，建立中央機構。中央設二官：神祇官和八省（中務、武部、治部、民部、兵部、刑部、大藏、宮內）、一臺（彈正臺）；地方設國、郡、裡。
三、兵制方面，首都置五衛府，地方設軍團，公民服兵役。
除此之外，“大化改新”對日本的語言文字也是一次重要的重新整理契機。可以說，如果沒有大化改新，日語發音甚至不會有輕重音的分別。
聖德太子執政之前的日本處於氏族國家時代，執政後，他首先在意識形態方面進行革新：先是引入先進國家的思想文化，在此基礎之上進行的“大化改新”，是改革的深入階段，經過這三十年的持續性變革，日本此前的落後面貌得到全方位的改觀。
正如人類歷史上的所有成功改革一樣，大化改新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日本在此後近百年裡從未停止過對中國唐朝文明的積極學習與模仿。在此後發生的白江口之戰日本戰敗之後，它的學習慾望和動力不但沒有變弱，反而更加強烈。
從公元57年日本接受中國東漢政權授予的“漢倭奴國王印”，到公元607年遣隋使帶到長安的那份寫有“日出處天子致日沒處天子”的國書，歷經整整五百五十年。日本一方面看多了大陸政權的興衰更迭，另一方面因為逐漸強化的民族意識進一步激發出成熟的國家觀念，它從此正式淡出古代中國所制定的國際規則：華夷秩序。
由於地緣政治因素以及航海技術的限制，中日兩國在唐朝之前的交往，受到了很大的束縛，兩個民族發生摩擦的機率很小，儘管日本對中國文化表達了敬意，甚至得到了中國皇帝的政治性賜封，但相比較其他陸地毗鄰國家，中日雙邊關係一直以來維持在相對淡薄的狀態。然而，風雲際會，一旦存在接觸，摩擦就變得可能，當摩擦積累到一定程度或者國家利益發生嚴重衝突，就會以比較激烈的方式表現出來，最極端的方式便是戰爭。
而由於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朝鮮半島註定要成為中日衝突的重要見證者。事情的複雜性還不僅如此，朝鮮半島的各個地方政權也希望能從中日摩擦中贏得更大的生存空間，在某種特殊的時刻，它甚至積極推動將本國事務推向國際舞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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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剪不斷，理還亂：百濟與新羅
公元552年的某一天，朝鮮半島上的百濟國王向日本派出使者，他們帶來了佛像和佛經。在大和朝廷的廟堂之上，天皇詢問群臣是否可以崇信佛教。
大臣蘇我稻目在此之前已與中國先進文明有深度接觸，他認為日本完全可以像中國那樣的發達國家一樣去信奉佛教，而且應該以佛教為國教，以實現全國宗教信仰的統一。他的政敵堅決反對，認為基於日本的特殊國情，佛教會帶來災難，應該讓人民繼續信奉原來各氏族自己的神靈。
這場鬥爭發生在聖德太子攝政之前，其實是聖德太子改革序曲。另外，它是一場意識形態之爭，其背後則是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的競爭。
佛教先由古印度傳入中國，再由中國傳到朝鮮半島，繼而傳至日本列島。毫無疑問，朝鮮半島在中日文化交流中充當著橋樑的作用。由於古代中國文明成熟較早，因而，透過朝鮮半島傳到日本的，不僅僅是佛教。
由於地理因素，朝鮮半島上的古國百濟與日本的接觸機率最高。當今日本明仁天皇甚至在六十八歲生日的當天承認桓武天皇的母親來自百濟王國的王室家族。
據日本史書記載，公元4世紀六十年代，日本大和王朝出兵朝鮮半島，征服了所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