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讀之書，對後代思想、文學都有一定影響。主要注本有東漢鄭玄的《禮記注》、唐代孔穎達的《禮記正義》、清代朱彬的《禮記訓纂》和孫希旦的《禮記集解》等。
一、眾說紛紜論《禮記》
《禮記》的作者、編纂者和成書年代，眾說紛紜，呼聲最響的當數西漢戴聖編纂、孔子門徒“七十子”所著。
西漢武帝末年，河間獻王劉德從民間得到一批古文先秦舊書，其中有“《記》百三十一篇”。（《漢書&；#8226；藝文志》）由於《記》依附於“經”而流傳，性質類似於現在的參考資料，不得列入學官。
儘管如此，《記》依然受到儒家學者的高度重視，許多人都蒐集了自己的選本。經過多年的比較和淘汰，到東漢中期，戴德、戴聖的選本漸漸確立下來。
鄭玄在《六藝論》中說：“今禮行於世者，戴德、戴聖之學也。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戴禮》是也；戴聖傳《禮》四十九篇，則此《禮記》是也。”（孔穎達《禮記正義&；#8226；引》）
西晉儒家學者陳邵卻持不同見解，他在《周禮論序》中說：“戴德刪古《禮》二百四篇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刪《大戴禮》為四十九篇，是為《小戴禮》。後漢馬融、盧植考諸家同異，附戴聖篇章，去其繁重及所序略而行於世，即今之《禮記》是也。鄭玄亦依盧、馬之本而注焉。”
《隋書&；#8226；經籍志》基本承襲了陳邵的觀點，其差異一是將“二百四篇”改為“二百十四篇”，二是將“四十九篇”改為“四十六篇”，將馬融“去其繁重”改為“定《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合四十九篇耳。
其“志”曰：“漢初，河間獻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時亦無傳之者。至劉向考校經籍，檢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序之。而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刪其煩重，合而記之，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而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為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遂傳小戴之學，融又定《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今四十九篇。而鄭玄受業於融，又為之注。”
清代學者紀昀則駁斥了這種說法，他認為《隋書&；#8226；經籍志》說馬融增《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於《禮記》之說是錯誤的。《禮記》四十九篇是戴聖原書。
他在《四庫全書總目》中說：“其（《隋書&；#8226；經籍志》）說不知所本。今考《後漢書&；#8226；橋仁傳》雲：七世祖仁‘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號曰橋君學。’仁即班固所謂小戴授梁人橋季卿者，成帝時嘗官大鴻臚，其時已稱四十九篇，無四十六篇之說。又孔《疏》稱：‘《別錄》、《禮記》四十九篇，《樂記》第十九。’四十九篇之首，《疏》皆引鄭《目錄》，鄭《目錄》之末必雲此於劉向《別錄》屬某門。《月令目錄》雲：‘此於《別錄》屬《明堂陰陽記》。’《明堂位目錄》雲：‘此於《別錄》屬《明堂陰陽記》。’《樂記目錄》雲：‘此於《別錄》屬《樂記》。’蓋十一篇今為一篇，則三篇皆劉向《別錄》所有，安得以為馬融所增？《疏》又引玄《六藝論》曰：‘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戴禮》是也。戴聖傳《禮》四十九篇，則此《禮記》是也。’玄為馬融弟子，使三篇果融所增，玄不容不知，豈有以四十九篇屬於戴聖之理？況融所傳者乃《周禮》，若小戴之學，一授橋仁，一授楊榮。後傳其學者有劉佑、高誘、鄭玄、盧植。融絕不預其授受，又何從而增三篇乎？知今四十九篇實戴聖之原書，《隋志》誤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