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人們人格心理的深層結構之中，人們早已習慣於按這種方式來待人接物，習慣於尋找歷史的和現實的例證來證明傲慢、縱慾、自滿、享樂的有害，以及保持中間狀態的成功；也習慣於以此來品評他人，要求他人。這種傳統，恐怕難以改變。
再如《月令》篇，記述了四季的政事。“月”即天文，“令”即政事。它按照四季的時令記述政事，並歸納於五行相生之中。四時的變化不僅受制於太陽，還受制於五行。既帶有“天人合一”的色彩，又是“賞以春夏，刑以秋冬”（《左傳&；#8226；襄公二十六年》）的制度化。
如春季“省囹圄，去桎梏，勿肆掠，止獄訟。”夏季“門閭毋閉，關市毋索，挺重囚，益其食。”秋季“修法制，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奸，慎罪邪，務搏執。命理瞻傷、察創、視折、審斷，決獄訟，必端平，戮有罪、嚴斷刑。”冬季“是察阿黨，則罪無有掩蔽。……塗闕廷門閭，築囹圄，此以助天地之閉藏也。”
《月令》包含三個層面：
第一，以春夏秋冬四時為序，系以十二月，四時十二月各有其氣候特徵，並有不同的神明主宰和象徵物；
第二，要以天子為首，順應天時，佈政施令；神事、農事、工事、兵事、民事、刑獄，應與四時十二月相對應；訓誡、教化、禁忌，要依順自然；
第三，政令失時，必將招致自然的回應，表現為天災人禍。
古代帝王極其重視《月令》，在詔令中一再強調遵守《月令》、順應天時的重要性。
如西漢成帝詔曰：“今公卿大夫或不信陰陽，薄而小之，所奏請多違時政。傳以不知，周行天下，而慾望陰陽和調，豈不謬哉！其務順四時月令。”（《成帝紀》）
再如東漢安帝詔曰：“《月令》仲春‘養幼小，存諸孤’，季春‘賜貧窮，賑乏絕，省婦使，表貞女’，所以順陽氣，崇生長也。”（《安帝紀》）
《禮記》中還有很多精彩的小故事，這些小故事至今讀起來，仍能從中得到許多教益。
如《檀弓》中“曾子易簀”的故事，反映了儒家的生死觀：
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床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
曾子臨死前要求換掉華麗的臥席，卻不是出於慳吝，而是以言行維護他所信奉的“禮”。為了維護自己的信念，他慎終如始，嚴於律己，直至去世。
曾子換席子的做法雖不可仿效，但他的精神大可借鑑。常言說：“正人先正己。”要求別人做到的自己首先要做到，否則便不會有說服力。
做人的嚴謹應當體現在遵守規則上，尤其是細小的事，更能見出真精神。精神源於信念，信念是對自己所確認的價值和意義的執著追求。沒有信念做支撐，做事情就不可能始終如一。
還有“苛政猛於虎”的故事，反映了儒家仁愛的政治主張：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同軾）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丈夫的父親）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為不去也？”曰：“無苛政。”夫了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
寧願與老虎為伴，死於虎口，也不願去接受暴虐者的統治。
故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