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堂！你看，有小學生、有中學生，我們幾個，便是大學生。有老師、有學生，不就是大學堂麼？”
周宗武、張純、顧之麟他們一個勁兒的點頭。
孫元起嘆了口氣：“你見過只有一個老師、幾個學生，沒有任何專業系科的大學堂麼？”
“有啊，我們現在不就是麼？”韓蘧說道。
事實上，孫元起倒不用如此妄自菲薄。在中國大學的早期發展階段，學生人數一直比較稀少，而學科專業也不是很齊全。比如1909年創立的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前身）格致科地質學門，那是中國最早的高等地質教育機構，但是直到1913年，只有2個學生畢業。此後因學生太少而停辦，直到1917年方才恢復，並改稱北京大學地質學系，由曾留學美國的何傑任系主任，留學德國的王烈任教授，到1920年才有孫雲鑄等8人畢業。此後該系一直是中國最重要的地質教育機構之一。
再比如著名物理學家、原臺灣“中央研究院”院長吳大猷先生曾就讀的南開大學物理系，當時一共只有兩個教授，一位是饒毓泰先生，一位是陳禮先生，他那一屆的物理系畢業生居然只有他這個“孤家寡人”。
也正是如此，培養的學生往往都是精華。南開大學物理系“三人行”的格局，卻出了饒毓泰和吳大猷兩位物理學大家。相反，進入二十一世紀，各個大學瘋狂擴招，一屆學生動輒上萬，卻能有幾個成才呢？
孫元起不再糾纏這件事，只好對陳驥德他們倆說：“既然來了，那就留下吧。”
人多力量大，這句話說得沒錯。陳驥德、劉斌來了之後，雖然補習課程、熟悉漢語拼音需要一段時間。一個月後，大家配合開始漸漸默契，教材、字典的編寫都漸入佳境。到了十一月份，字典編寫已經進入尾聲，韓蘧、顧之麟他們遇到的問題也漸漸暴露出來。每天，孫元起上完課，便急匆匆地趕回去，解決大大小小、各種各樣的問題。
在農曆七、八月間，京師大學堂文理分科，有四十九人學習物理、化學等科目。這樣，大學堂中學習物理的就有兩個班，孫元起每週須在大學堂上六次課。即便如此，加上崇實中學和家裡小學堂的事情，每次在大學堂都是來去匆匆，有些驚鴻一瞥的味道。這幾天，加上字典的事情，幾乎是下課即走。
十一月的一天，鐘聲響起。孫元起收拾起書本、講稿，循例問了聲：“你們還有什麼問題麼？”京師大學堂的學生，都是乖乖兒，但知讀經、寫八股文，喜歡物理的很少。比如新一班中被分到理科的，半數是文史科學員太多，競爭不上而被分發過來的。現在上課的這一班，是原先仕學科的，鮮有人發問。孫元起只是例行公事般的問一下，打算立馬走人。；
誰知道，今天太陽從西部出來了，居然有個學生站起來：“先生，學生想私下問個問題，不知可否？”
孫元起有些錯愕：“自然是可以的。”說完，示意其他學生下課。
那個學生走到臺前，身後還有三個學生，好像是對他問的問題很感興趣的樣子，跟在後面。這時候，孫元起感覺有點後世大學的意思了。抬眼望望窗外，深秋的夕陽掛在半空中，地上是金黃的樹葉，加上大學堂古老的建築，美好中透著憂傷。就對學生說：“外面的景色很好。我們一邊走一邊談吧。”
說完，挾著書本，往門外走去，那四個學生跟在後面。
在落滿黃葉的小徑上，孫元起回過頭：“你們有什麼問題呢？對了，我好不太認識你們，提問之前，時不時應該自我介紹一下？”
當頭的那個學生似乎是這四個人小團體中的領袖，面容淳樸，卻有些豪爽的氣概，當先回答道：“我叫左功先，字執中，湖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