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為梁啟超，另一位就是王國維。在王國維女兒王東明的記憶中，父親“每天早晨漱洗完畢，母親就替他梳頭，有次母親事情忙了，或有什麼事煩心，就嘀咕他說：人家的辮子全都剪了，你留著做什麼？他的回答，既然留了，又何必剪呢？”
【對話】
王國維是保守學者的代表，胡適是新文化運動的領袖，這兩個本有著截然相反的學術理念的學者，卻惺惺相惜，留下了一段佳話。
1917年胡適從美國留學7年後回國，在上海，他考察了出版界後在《歸國雜感》中寫道：近幾年的學術界“文學書內，只有王國維的《宋元戲曲史》是很好的”。
1922年4月15日，胡適在日記中記有：“讀王國維先生譯的法國伯希和一文，為他加上標點。此文甚好。”8月28日，胡適又一次表示出對王的好感，他在日記中寫道：“現今的中國學術界真凋敝零落極了。舊式學者只剩王國維、羅振玉、葉德輝、章炳麟四人；其次則半新半舊的過渡學者，也只有梁啟超和我們幾個人。內中章炳麟是在學術上已半僵化了，羅與葉沒有條理系統，只有王國維最有希望。”
1922年，王國維在致顧頡剛信中說道：“頃閱胡君適之《水滸》、《紅樓》二卷，犁然有當於心，其提倡白話詩文，則所未敢贊同也。”
顧頡剛是胡適最得意的學生，學術上也最得胡適“疑古”和考索古史的真精神。王國維對胡適評說，很快由顧傳給了胡適。於是，有了胡適對王國維的拜訪。據《胡適的日記》1923年12月16日所記：
“往訪王靜庵先生（國維），談了一點多鐘。他說戴東原之哲學，他的弟子都不懂得，幾乎及身而絕。此言是也。戴氏弟子如段玉裁可謂佼佼者了。然而他在《年譜》裡恭維戴氏的古文和八股，而不及他的哲學，何其陋也！
靜庵先生問我，小說《薛家將》寫薛丁山弒父，樊梨花弒父，有沒有特別意義？我竟不曾想過這個問題。希臘古代悲劇中常有這一類的事。
他又說，西洋人太提倡慾望，過了一定限期，必至破壞毀滅。我對此事卻不悲觀。即使悲觀，我們在今日勢不能跟西洋人向這條路上走去。他也以為然。我以為西洋今日之大患不在慾望的發展，而在理智的進步不曾趕上物質文明的進步。
他舉美國一家公司制一影片，費錢六百萬元，用地千餘畝，說這種辦法是不能持久的。我說，制一影片而費如許資本工夫，正如我們考據一個字而費幾許精力，尋無數版本，同是一種作事必求完備盡善的精神，正未可厚非也。”
王國維所談的前兩件事都是胡適不曾注意到的事，自然對他產生了相應的刺激。從王宅出來，敏感的胡適便到馬幼漁那裡借得戴震後學焦循（裡堂）的《雕菰樓集》一部。當天晚上，他便開始著手研究戴震，為陶行知發起籌建的“東原圖書館”試作一篇“述東原在思想史上的位置”的短文，此後胡適寫成了《戴東原的哲學》一書。
深諳學界禮數的王國維，第二天（12月17日）便到胡適府上回訪。直到胡適的晚年，他還保留著對王國維的特殊印象，他對助手胡頌平說：王國維是一個絕頂聰明的人，他少年時用德國叔本華的哲學來解釋《紅樓夢》，他後來的成就，完全是羅振玉給他訓練成功的，當然也要靠他自己的天分和功力。說王國維“他的人很醜，小辮子，樣子真難看，但光讀他的詩和詞，以為他是個風流才子呢！”
1924年，清華學校欲“改辦大學”，同時設立研究院。清華學校校長曹雲祥請胡適出任籌建中的清華研究院院長，胡適推辭不就，推薦王國維，並建議曹校長，應採用宋、元書院的導師制，同時推薦了四位導師人選：梁啟超、王國維、章太炎、趙元任。後因章太炎不就，而改聘陳寅恪（由吳宓推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