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蘭克福市議員的謹慎的兒子、可敬的魏瑪的樞密顧問之間的鬥爭：前者厭惡周圍環境的鄙俗氣，而後者卻不得不對這種鄙俗性妥協、遷就。因此，歌德有時非常偉大，有時極為渺小；有時是叛逆的、愛嘲笑的、鄙視世界的天才，有時則是謹小慎微、事事知足、胸襟狹隘的庸人。”從政治思想上看，這就是人們通常說的是世界觀與創作實踐的矛盾，從心理學上看卻是智力思維和情感思維的矛盾。列寧對托爾斯泰的關於偉大的藝術家和渺小的哲學家的矛盾也可以從這個角度去理解。這種矛盾是任何一個藝術家都有的。依上述觀點，藝術世界與實際世界或世俗世界是兩個不同的世界，各自遵循不同的規律，不能以此例彼，也不能以彼例此，“道不同不相為謀”，昔梁簡文帝有云：“立身之道與文章異，立身須先謹慎，文章且須*。”一語道破，片言居要，說的正是這個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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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後主為人君短處，亦即為詞人所長處”
自古至今，很多人都認為藝術家是神經不健全的人，甚至說天才就是瘋狂，是有組織的神經病等等。“這種觀念所以站得住，是由於事實上有許多天才已經是瘋狂了。譬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拿破崙有癲癇病；尼采患了許多年絕望的瘋狂病；約翰·克來（John Clare）的一生在瘋狂院過了大部分的生活，有許多著名的詩是在瘋狂院中寫出來的。斯馬特（Christopher Smart）所寫被人公認為最偉大的詩正是他患宗教瘋狂症時寫出來的……其他可列入此中的尚不在少數”，這是美國心理學家康克林在他的《變態心理學原理》一書中論述的。但是他又說，許多天才和偉人是沒有瘋狂病的。而瘋狂症患者中有許多是智力低下的。根據統計可知，神經病與天才或藝術家並沒有必然的聯絡。“如果瘋狂是天才的一個主要現象，則瘋狂醫院應當是產生哲學、文學和藝術的策源地了。顯然，實際情形並非如此。”
但要說藝術家有比較偏執、熱烈和易於激動的氣質和性格，如像尼采所說藝術家不可缺的要素一是帶幾分酣醉歡悅的性格，二是敏感——能將人之苦視若己之苦，則不無道理。果戈理就是具有這樣氣質和性格的一個代表人物。車爾尼雪夫斯基說他“是一個不知道有中庸的天生的熱狂家；不是沉沉酣睡，就是生命沸騰，不是沉醉於生命的歡樂感，就是去受苦受難，如果二者都沒有，就會感到沉重的苦悶。一切別的人很容易處之泰然的事情，對於這些人就並不總是安全無恙的，哪一個男子不鍾情？哪一個女子不懷春？可是也有一些人，是不能同他們玩弄愛情的：他們一旦愛上了，就決不後退，決不害怕破裂先前的關係，損失社會地位。……‘理性的中庸之道’的人可以抱定隨便什麼一種理論，仍舊和平而幸福地過完自己的一輩子。可是，果戈理卻不是這樣”。《文學的戰鬥傳統》新文藝出版社1953年版第148—149頁。別林斯基也這樣講過：“對於藝術的天性來說，理智是消失在才能、創作幻想裡面的，因此，在作品裡，作為詩人看，他們是非常智慧的。然而作為人看，是狹隘的，幾乎是愚蠢的。”《別林斯基選集》第二卷第442頁注〔1〕。其實，別林斯基自己也是這樣的人。赫爾岑說他不是用理智而“是用自己的血，用自己的神經在寫作著，你可以感覺到，他怎樣地消耗著它們，又怎樣地燒燬了自己，他是病痛的、易怒的，不知道愛的限度，也不知道仇恨的界限。他常常為感情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