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宜。這實際上成了一個大衙門，繼承了過去衙門的幾乎所有的弊病。過去中國老百姓有兩句話：“八字衙門向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這實在是非常精彩的總結。西貢總領事館的詳細情況，我不清楚。但是，住的日子一久，也就頗有所聞。有些華僑吃了虧，投訴無門，“天高皇帝遠”，南京相距萬里，他們也只能忍氣吞聲。我們這一批留學生一到，大概總領事館的華僑都認為，我們說不定有什麼勢力強大的後臺，我們“有根”，否則怎能留洋鍍金呢？於是頗有一些人把我們看成是“青天大老爺”，託我們到領館裡去說這說那。我們本無根、無權，也不想幹涉此地的內政。有時候見到領館的官員，有意無意之間，說上一點，居然也見了效。西貢華僑信任我們，把友誼送給我們，個別的有求於我們，願意同我們來往，結果是我們旅店門庭若市，宴會無虛日了。
總領事館招待我們頗為周到。但並不是一開始就是這樣，中間也經過了一場鬥爭。我們總結了在瑞士同使館鬥爭的經驗，並且加以利用，證明是行之有效的。在瑞士是如此，在馬賽是如此，我們相信，在西貢也將是如此。所以，我們一住進旅館，就給了領館一點顏色看。第一次吃飯，看到餐桌上擺的是竹筷。我們說：“這不行，必須換象牙筷子！”這有點近於無理取鬧，但是，第二次吃飯時，就一律是象牙筷子，在餐桌上閃閃射出白光了。我在這裡引兩段當時記的日記原文，證明我不是事後吹牛，瞎說一通。1946年3月13日日記中有這樣的記載：
十點同他們到領事館去見尹鳳藻（總領事）。一直等到十一點，他才回去。一見面，態度非常不客氣。我心裡大火，向他頂了幾句，他反而和氣了。這種官僚真沒有辦法！
捱了一個月，在4月13日，日記中又有這樣一段話：
早晨六點起來，吃過早點，同虎文、士心、蕭到領事館去，交涉訂大中華的艙位。老尹又想狡賴。看我們來勢不善，終於答應了。
這兩段日記可以具體地說明當時的真實情況。從中我們能夠得到很多啟發，學習很多東西。
從空間距離上來看，祖國離開我們已經比在萬里外的歐洲近得多了，我們也確實感到了祖國的氣息。這裡的華僑十分關心祖國的抗戰，同世界其他各地的華僑一樣，他們熱愛祖國，與祖國的命運息息相關。此時抗戰雖然已經勝利，但是在長達八年的浴血抗戰中出現的許多新鮮事物，仍然在此地保留著。比如《義勇軍進行曲》我就是第一次在西貢聽到的。它振奮了我這個遠方歸來的遊子的心，讓我感到鼓舞，感到光榮，感到興奮，感到驕傲，覺得從此可以挺起腰板來做人了。有一次，我在一箇中學裡講演，偶爾提到了蔣介石的名字，全場忽地一聲，全體起立。我嚇了一大跳，手足無所措。後來才知道，當時都是如此，也許是從國內傳過來的。但是，後來我回到國內，並沒有碰到這種情況，這對我至今還是一個謎。此外，從當地華僑嘴裡說的普通話中，我還聽到了一些新詞兒，比如“傷腦筋”、“搞”等等，都是我離開祖國時還沒有出現過的。語言是隨時變動的，這些詞兒都是變動的產物。
這一些大大小小的新鮮事物，都明確無誤地告訴我說，我離開祖國不遠了，祖國就在我的身邊了，我心裡感到異常的前所未有的溫暖。
從西貢到香港
我們於1946年4月19日離開西貢，登上了一艘開往香港的船。
這一條船相當小，不過一千多噸，還不到Nea Hellas的十分之一。裝置也比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