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頂很大的‘右派’帽子，因此，人們雖然同樣圍著看我，卻像是看猴戲一樣，只是覺得新鮮奇怪罷了。”只要意識到這種天壤之別，我們就會想到，她面臨的這場考驗是多麼嚴峻，她面前的歷程是多麼艱辛！
然而，在這場長達20年的考驗中，丁玲終於走過來了，而且是作為勝利者走過來的。儘管這個勝利不免伴著痛苦和眼淚。“我要在幾乎沒有任何光明的處境裡開闊出一條光明的路來”，丁玲曾這樣鼓勵自己，她完全做到了這一點，以一個勇士的姿態做到了這一點。
這二十年，丁玲是怎樣熬過來的，為什麼能夠熬過來呢？歸根結底是她有信念。她始終以黨員的標準要求自己。她認為，“一個共產黨員應該經得起委屈的考驗”。“誰一見我都說這是個大右派、大叛徒。但我在內心始終認為自己還是個共產黨員，我要以黨員的標準來要求自己”。她還說，“在那###的日子裡，我是飽經磨難。好心人對我說：你死了吧，這日子怎麼過？我回答：什麼日子我都能過，我是共產黨員，我對黨不失去希望。我會回來的，黨一定會向我伸手的。海枯石爛，希望的火花，永遠不滅。”我確信，丁玲正是依靠這堅強的信念才衝破一道道險關的。
我第一次看到丁玲同志，是1938年在延安。那時我在抗大學習，才18歲，正是人們說的“紅小鬼”。因為喜歡詩歌，我經常到柯仲平同志那裡去，就在那裡見到過丁玲，但丁玲同志並不認識我。日本投降後，丁玲同志來到晉察冀，我也只在一位朋友那裡遇到過她。直到解放以後，我才與她有些接觸。她的作品，我以前斷斷續續地讀過一些，但那時年輕，理解得很粗淺。因此，雖然丁玲同志一向熱情地鼓勵我，但我卻對她缺乏真正深刻的理解，加上年輕，腦子簡單，這樣，我也參加過作家協會批判她的###，也做過錯誤的發言。現在回想起來十分抱歉。但是，1957年把她打成“右派”，我在內心中是有懷疑的。因為1955年她已經作為“反黨分子”被打倒了，1957年的大鳴大放，她根本沒有參加，沒有任何言論，這時的批判，只是把老問題又拿出來升了一下級而已。我記得，那時丁玲同志一開始就有不祥的預感，她曾在會上說，我怕把我打成“右派”。結果還真的把她打成了“右派”。以後這顆懷疑的種子在我心裡越長越大，老是困擾著我，我曾私下多次問其他同志：“你認為丁玲是反黨嗎？她什麼地方反黨呢？”經二十多年，這樁冤案才算結束了，丁玲同志又站到我們面前來了。當我聽到她所受的種種磨難，真是萬分痛心，肝膽俱裂！但也正是在這樣嚴酷、這樣漫長的考驗中，使我重新認識了丁玲同志。老實說，如果思想不很堅強，像這樣嚴重的磨難、是會令人怨憤的，是會令人心灰意冷的，是會令人悲觀失望甚至信心動搖的，然而，我們的丁玲同志，不單對黨毫無怨恨之心，而是更加堅定了對黨的信念，在政治上更加成熟了也更加熱情奮發了。當她回到黨的隊伍時，她曾經在文章中熱情地喊道：“黨啊，母親，我回來了！”我在第四次文代會上聽到她的第一句話，也是“我感謝黨！”我可以說，丁玲同志對黨的耿耿忠心，她的共產黨人的胸懷和風範，強烈地感動了我。從她的言論行動使我進一步認識到：丁玲同志是一個真正的共產黨人，一個從三十年代以來的血淚與風雨中走過來的真正的無產階級作家！從丁玲復出到她逝世的幾年間，不論在國內或國外，她的全部言行都進一步證實了這一點。這正是丁玲的偉大之處。他決不會像某些人，把永遠難以平復的怨恨帶入作品中，諷刺，挖苦，謾罵，不僅使自己失去正確的立場，而且影響讀者準確地，全面地理解我們人民共和國的現實。
丁玲作為共產黨員作家的另一個突出特徵，就是她與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絡。笑楓同志經過實地調查，生動地再現出丁玲在北大荒的生話情景，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