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協會主席；擔任過陝甘寧邊區文協副主席；全國解放後擔任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第一屆和第五屆政治協商會議委員，全國婦女聯合會理事。作為中國作家的代表，婦女的代表，爭取世界和平運動的代表，我參加過一些國際性的會議和活動，接待來華訪問的國際友人。但我主要的工作是寫文章，是一個寫書匠，或者叫作家。
1927年我開始寫作。先是寫短篇小說，後來寫中篇、長篇、劇本、散文、報道、雜文等。五十二年來，除最近二十多年寫作上的空白外，共發表了二百六十多篇長短文章，約一百六十萬字，但還沒有寫出一部理想的作品。作為一個專業寫作者來看，量和質都是不夠的。
在這五十二年間坐過兩次監牢。第一次是1933年在上海被國民黨特務秘密綁架，隨即押到南方囚禁三年多。在這期間沒有自首叛變，沒有在國民黨刊物上寫過文章，沒有給敵人做過一點事。直到1936年秋，在黨的幫助下逃出南方，奔向蘇區。第二次是在1970年林彪、“四人幫”橫行的時代，關押五年多，得有時間通讀了馬恩全集和其他的經典著作，1975年無罪釋放。
解放前出版過七八種集子，1933年全部被國民黨查封，禁止出售。全國解放後出過五六本集子，1958年在反右擴大化中又遭到查禁，在林彪、“四人幫”橫行時期，紙型全部銷燬。
1979年，人民文學出版社重印長篇小說《太陽照在桑乾河上》，不久即將發行。預計今年出版的還有短篇小說選集、散文集、雜文集，30年代寫的中篇小說《母親》和《韋護》；四川人民出版社將出版抗戰前後寫的短文《到前線去》和一本《丁玲近作》。
目前我正在從事一部擱筆中斷了二十多年的長篇小說的寫作。
1980年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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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巍：序
《丁玲在北大荒》出版了，我感到由衷的高興。我想，延安時期與丁玲並肩戰鬥過的老文藝戰士看到這本書，也一定會和我一樣，感到高興和欣慰的。
丁玲在北大荒的情況，一般人所知不詳。過去，我怕觸及她的傷痛，也沒有多問過她，並且一直想當然地認為她是被髮配到北大荒的。後來我才得知，是她主動要求去的。笑楓同志撰寫的這本書中又告訴我們：1963年，也就是丁玲在北大荒度過五年的艱苦生活之後，作協黨組和###的負責人曾想讓她回來，並且說可以發調令，但她卻表示，願意繼續留在北大荒。丁玲到北大荒，無疑是她一生中的大事。我認為，她的這個決定很不一般，在身處逆境的情況下，沒有非凡的勇氣，是不可能採取這個行動的。而這個勇氣則來源於她對黨的信念和一貫的文藝思想；革命作家必須與群眾相結合。丁玲當時認為，她住在北京的小四合院中，固然可以苟安一時，但被劃了“右派”，沒有人敢接近自己，這樣就會形成與人民群眾的隔離，而這是她所不能忍受的。她對自己說：“不必猶豫了。不要留戀這死寂的庭院，到暴風雨中，到人群裡面去，到火熱的勞動中去。”“沉在人民中去，和人民在一起，總有一天能和人民一樣光明磊落地生活。”這就是她當時的想法。
自然，丁玲這次下去，和過去深入生活有很大的不同：第一，她到北大荒那年54歲，已經年老體弱了；第二，用丁玲的話說，這次是像林沖一樣臉上“刺了字”的。丁玲說：“過去我是一個共產黨員作家，是一個靠近中央靠近首長的上層人物，我下去時，一層一層的大小幹部總要歡迎我。請我講話，問我要什麼材料，向我彙報。我的勞動也很簡單，無非是做做樣子，既不出一身汗，也沒有滿身病痛。那時人們對我鼓掌、含笑，圍著我的汽車。看大作家下來生活。1957年下去就不一樣了，頭上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