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來肯定、證明、揭示某種真理，卻就困難；如果所揭示的理念是悖反的、荒謬的、兩難的，是一種困境，也容易獲得成功，若是所揭示的是一個定論，一個自圓其說的、雄辯滔滔的、不可辯駁的命題，就更加難於操作。卡繆的《局外人》算是一個比較成功的例子。小說《爸爸爸》看起來就像一起策劃得十分周密的陰謀，策劃者在每一形象甚至每一句話裡都暗藏了玄機。與所有寓言體小說一樣，它有著哲學上的意義賦予。強烈的哲學使命，賦予了作品某種不同凡響的氣度。因為這種寓意隱蔽在濃郁的巫楚文化氛圍裡，作者在文字中傾注了足夠激｜情和豐富甚至奇特的想象力，使作品顯得像熱帶雨林一樣鬱鬱蔥蔥，具有很強的隱喻性，不輕易被人識破其中的機關，因此，哲學上的追求沒有傷害到文學上的美學原則，作品所負載的仍然是一個隱秘的使命。
雖然是寓言體小說，《爸爸爸》並不是為了表達意念完全憑空構造的，在回答施叔青的採訪時，韓少功作了這樣的說明：“《爸爸爸》的情況最開始是一些區域性素材使自己產生衝動，比如那個只會說兩句話的丙崽，是我鄉下鄰居的小孩。‘文革’時，湖南道縣的農民大開殺戒，殺了幾萬人，我把這一段也用到小說裡，比如把人肉和豬肉混在一起，每個人都要吃。丙崽、道縣人、古歌，使我產生了創作的慾念。構思之後，理性參與進來了。我特意把時代色彩完全抹去，成為一個任何時代都可能發生的故事。”（韓少功：《鳥的傳人》，見《在小說的後臺》，山東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
《女女女》是對自然人性的呼喚，也是對《爸爸爸》中“媽媽性”的探索和詛咒，其中蘊涵著一種中庸之道。韓少功顯然把德性看成一個常量，總體上不增不減，遵從守衡不滅定律。一部分人道德品性的高尚，以另一部分人的道德墮落為前提；同理，一個人表現出來的德行越善良純潔優美，他心靈深處保留的人性原型就越醜惡骯髒卑鄙。對人性的挖掘最好自女性入手，因為男性從來都是抽象的、概念化的，遠不如女性具體可感，豐蘊難喻。西方文藝復興時代人性的覺醒實際上是男人對女人的發現。
《女女女》是一次女性精神的探險，對讀者來說也是一次毛骨悚然的旅行，是美“女”與怪“嬃”的雙向演變。“嬃”似是巫楚文化中精靈鬼怪的意象，陰柔神秘，怪異而難於理解，透出一種令人畏怖的氣息，在小說中是一種變異的精神原型，是人物自我內部的一種她性，這種她性在相當程度上已經佔據了自我、廢黜了自我。由於承擔太多的責任義務製造的壓迫和貧窮困苦形成的剋制，女性本質蛻變為一種“嬃”；而逃避和拒斥一切責任和義務的放縱也會使女性蛻變成一種新的“嬃”，這真是一種無可救藥的兩難處境。韓少功揭開了一個罪行的陰謀，但無法阻止這個陰謀的完成。隨著時間的前推美消醜長，可憐的“女”們無可挽救地要變成“嬃”了，反叛者阿黑也不能例外。於是生產一種自然自在自由的無嬃、非嬃之女就成為生育的任務，正像《爸爸爸》中生產一種不裁不剪，“身高八尺，力敵千鈞”，腰子不陰痛的正種成為雞頭寨復興希望所迫切的生殖使命一樣。
《爸爸爸》和《女女女》可以說是種性的呼喚，兩個標題都是極大數（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充分顯示了呼喚的迫切性和困難性。前者以對“媽媽（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