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爾巴喬夫跟胡趙兩人的觀點。其實也相差不大，當然結局一樣，雙方都失敗了，而戈爾巴喬夫的失敗，似乎更加慘痛，賠上了整個蘇聯，中國則因為鄧公的強勢出手，避免了國家的大規模動盪。
唐歡一直認為，所謂的民主跟自由，都是要跟國家的具體情況來定，在整個中國大眾普遍都不清楚到底什麼事民主跟自由之前，或者說在他們還沒解決好溫飽之前，奢談西方的民主完全是自找麻煩，而後來的64事件，在唐歡看來，更像是一種發洩，一種以自由民主口號去宣洩對生活種種不滿的發洩，而不是一種有意識的民主改革。
的確，自從87年之後，中國因為完全以市場為主導的改革，引起了劇烈的通貨膨脹，而中國老百姓一向有存錢的習慣，因此到了89年的時候，大多數老百姓忽然發現自己變得比以前更窮了，然後加上當時許多因為企業改革而下崗的工人生活無著落，國家也取消了過去那種把一個人的生老病死全包的政策，還有看到身邊一批先富起來的人生活奢華而有著強烈心理不平衡的仇富心理等等等等，這些改革中積累起來的不滿，就以一些幼稚衝動的大學生為主導，以某些嚮往西方民主的大學教授為核心，加上外國**勢力的資助，開始發起了一場規模宏大的，最終結果在推翻**執政的，支援所謂黨政分離政策的示威暴動。
結果不言而喻，與91年蘇聯不同，因為鄧公的強勢，因為果斷的調動軍隊進京鎮壓，這個暴動最終被鎮壓下去，國家維持了統一跟穩定，而暴動過後，似乎所有的負面能量一次性發完，人們就再也不想去管什麼黨政分離的閒事，而是專注於提高自身生活素質的事情上來。****
當然，中國89年事變的成功之處還在於，中國與蘇聯不同，中國這時期最廣大的群眾基礎其實還是農民，而農民對所謂黨政分離其實並不反感，相反，他們很多人反而還對那種自由的經濟改革不怎麼喜歡，因此整個國家其實從整體上是十分穩定的，也就是京城等幾個少數大城市的大學生之類鬧騰，然後某些下崗工人跟著同情一下，加上各級政府嚴密監控。並沒有真的造成轟動效應。
在後來的網上，唐歡記得很多小白憤青對這個事情痛不欲生，說什麼毀掉了中國的民主改革，這在唐歡看來，根本就是個笑話，或者說，是那些小白們在站著說話不腰疼。
蘇聯地慘痛教訓不必說了。而中國在那個情況下一旦真的黨政分離，**失去了權利。那麼人民面臨的情況只會更加惡劣，至於領土。什麼西藏新疆之類，恐怕也就真的不保了，那時候必然是一個國土四分五裂，然後人民生活急劇下降，整個社會劇烈動盪的黑暗年代。
要知道在89年的時候。西藏跟新疆是除了京城之外鬧騰的最厲害地地方，後來新時代胡書記的上臺。也是因為在這次事件中表現出色，才入得鄧公地眼。
所以說，鄧公的偉大之處，中國真正地有識之士其實都明白，或許在某些激進分子嚴重，他阻礙了中國的所謂西方民主化程序，但就國家的主權領土完整以及國家穩定來說，他可以說居功至偉。別的不說，但就唐歡自己來看，他可不想跟蘇聯解體後那些蘇聯人那樣。過著不知道明天。物價一天三變，吃飯都吃不上的悲慘日子。
而現在地1986年。當鄧公跟胡趙分歧越來越嚴重的時候，似乎外國地**勢力也跟著歡騰起來，中國的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也達到了一個小**。
此時此刻，鄧公可沒有後來的時代週刊封面人物的那種風光，實際上國外媒體對他的評價大都是攻擊跟謾罵，就算是主流媒體，也大都用各種方式希望鄧公退休，把權力完全交給更加“開明化”的胡趙。
就在今年9月初，一家更自由的報紙刊登了一篇督促鄧公退休的文章，該文說基於兩點原因鄧應退休：一是有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