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謬和寒冷。
梵高、畢加索、弗洛伊德的例子指明瞭一個共同的事實：人與自我分離了，即存在與本質的分離。就如卡夫卡所說的那樣，我說的與我想的不一樣，我想的又與我願意想的不一樣。這些分離的事實使梵高、畢加索、卡夫卡、弗洛伊德等人深深地陷於恐懼和絕望之中。他們無法使自己成為想要成為的那種人。更嚴重的是，每個人所生活的文化境遇彷彿都是一個巨大的繭，把自我囚禁在裡面。這個繭導致人不單不能順暢地與他人交流，甚至與自我的交流都疏離了。交流的不可能（不是一般意義上的交流，而是人格與人格之間的交流）所帶來的一個結果是：每個人的我都成了孤獨的我。孤獨，真正的孤獨。我想起安東尼奧尼的電影《放大》，整部影片充滿的是按照相機快門的聲音，幾乎沒有什麼對白，即使那幾個模特兒非理性的表演場面，也沒有任何交流的暗示，最後，在網球場上，一個戴著面具的人孤獨地打著網球，沒有對手，這時，鏡頭不斷地拉遠，畫面中的人不斷縮小，直到剩下一個空曠的球場。這部影片與安東尼奧尼的另一部影片《紅色沙漠》一樣，充分表達出了現代人的孤獨、冷漠、毫無交流與慰藉的空洞景象。同一時期的電影大師費里尼、英格瑪？伯格曼，幾乎都在表達這一主題，以揭示人類普遍的精神困境。
人以這樣的面目出現在藝術家的視野中，裡面一定包含著藝術家對世界、對人自身的深深的恐懼。鮑斯威爾說：“沒有比恐懼更讓人苦惱的情緒了：恐懼使我們痛苦不堪，並使我們在自己眼中也可鄙到了極點。”蒙田則說：“恐懼甚至比死亡本身更可憎，也更難以忍受。”在這裡，恐懼意味著尊嚴的喪失。當卡夫卡在《地洞》這部小說中寫到那隻小動物豎起耳朵緊張地諦聽著地洞外的動靜時，他已走到了孤獨與恐懼的深淵；英瑪？伯格曼在1962年拍完了著名影片《沉默》，並說他發現了一個重要事實：神已經不在，現在這個世界只有沉默。在這個事實面前，伯格曼非常恐懼。事後他對記者說，他是一邊聽著巴赫的音樂，一邊寫完《沉默》這個劇本的。我想，伯格曼是在用巴赫的音樂來抵擋他內心的恐懼。讓我們再回想一下科波拉的著名影片《現代啟示錄》吧，“我”行走在彷彿永遠走不完的河流上，越來越對將要面臨的事實感到恐懼，當“我”見到那個隱藏在森林中拒絕作戰的軍官（馬龍？白蘭度飾）時，恐懼驅使“我”舉刀向那個軍官砍去，想以此來解除內心壓力，這時，畫面上只有軍官在血泊中痛苦地翻滾，以及他低沉的、絕望的叫聲：“恐懼！恐懼！”這裡面，科波拉讓我們看到戰爭把人性傷害到了什麼程度。
恐懼，它比害怕更深刻。害怕是面對一個具體物件的，恐懼卻與焦慮一樣，可能是沒有具體物件、無邊無際的。肉體遭到攻擊（如一隻老虎朝你撲來）會使人害怕，精神的傷害卻產生恐懼，最終帶進絕望。害怕是現在的，恐懼則可以針對未來和不可知的事而發生。那麼，恐懼是如何發生的呢？或者說，人為什麼會恐懼？一隻豬晚上要被殺了，中午它照樣可以很快樂地進食，人卻做不到這一點，原因在於人會為未來的事而憂慮。未來如果沒有安全，沒有因慰藉帶來的幸福，沒有人格與人格之間的交流，人就無法為自身的存在找到合適的位置。他一旦跨出存在的本位，任何的事物都可能給他帶來威脅。沒有了更大的保護者，自身又不可靠，慰藉從何而來呢？人把自己抬高到了宇宙的中心位置，卻又無法主宰自己的命運，在這種嚴重的生存境遇面前，恐懼是在所難免的了。
在探查恐懼發生的原因以先，我首先要說到恐懼的基本形式是什麼。恐懼有許多種面貌，但經歷代哲學家的研究，歸納起來大概有以下幾種形式：一、對不具人格的未知事物有所恐懼；二、對“不存在”感到恐懼；三、對死亡和消失的恐懼。也許我們還可以想出一些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