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對利潤的預期下降得比利率下降得還快，那麼降低利率也不會提高借貸率；而且，就算有人有投資意願，但如果其他人同時將收入儲蓄起來用以還債，那麼經濟活動也無法開展起來。用專業術語來說，貨幣的乘數效應可能很低，甚至為負，也就是說，注入資金的數量變化無法給貨幣總供給量帶來明顯的增效。對凱恩斯來說，應該是貨幣的使用而不是貨幣的製造給經濟帶來“刺激”。量化寬鬆政策的好處在於它可能會降低政府向公眾募集資金以用於各項開支的成本，但達到這種效果需要公眾對政府各項政策擁有良好的預期。如果公眾認為政府會透過通貨膨脹減少負債壓力，那麼他們就會要求國債利息要和通貨膨脹率持平。
在英國經濟中，貨幣供給量仍然持續下降，說明用電子方式創造的2 000億英鎊現金並沒有落到家庭和企業的腰包中。��Heather Stewant，《衛報》，2010年3月5日。 儘管貨幣政策前所未有的寬鬆，但馬丁·伍爾夫所稱的“向勤儉節約靠攏”的巨大變化反映了分析學家所說的資產負債表還毫無起色。��馬丁·伍爾夫，“世界經濟身陷泥潭，舉步維艱”，《金融時報》，2010年2月23日。 借貸過度的企業和家庭正在依靠減少消費來減輕債務，與此同時，銀行在積極透過減少貸款來恢復平衡資產負債。私人部門越是去槓桿化，政府赤字不得不越增加，以防經濟進一步下滑，但它會提高政府被市場懲罰的風險，難怪財政部將它們的未來押注在迅速恢復經濟的增長上。
所以，不管是財政政策還是貨幣擴張政策，它們的刺激效應可能會很小並且不確定。事實上，沒有什麼辦法能夠輕而易舉地把我們救出火坑。所以，要提前防備，不要落入火坑，這一點更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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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罪遊戲（1）
當重大問題出現時，我們的第一反應就是將矛頭指向相關部門，在這次事件中，它們不外乎是銀行家、信用評級機構、監管者、中央銀行和政府。我們發現這些相關部門並沒有特別貪婪、腐敗或無能，銀行家靠他們認為堅不可摧的風險管理體系判斷，政府靠的是它們看起來很穩定的市場做決策，投資者聽從的是專業人士的意見，他們只不過在根據他們堅信的原則行事，這時候我們才會轉而思考，是不是我們的整個觀念錯了。換而言之，我們的本能反應是找一個替罪羊，只有當我們進一步探究危機深層次的原因時才會辨認出問題背後的驅使因素，那就是指導我們行為的思想根源。
歸罪於銀行家
首當其衝受到指責的是銀行家，這一點可以理解。他們掌握著上萬億資金，摧毀了他們的股東、他們的客戶、他們的員工和整個經濟，卻還能夠一直得到分紅。當經濟繁榮時他們把利潤揣入了私人腰包，當經濟遭受重創時，納稅人卻不得不承擔損失。他們立功時我們給予獎勵這還可以接受，但栽跟頭了我們還要掏腰包這是骯髒的，特別是這些人毫無懺悔之意。英國自由民主黨發言人文斯·凱布林2009年2月9日在《每日郵報》上高呼： “把這些銀行家送上斷頭臺吧……這些只顧分紅的銀行家……被譴責以空前的規模侵耗大眾財富。他們愚蠢、貪婪、瀆職，冒著巨大風險把這個世界推向巨大的災難，使很多人失業，使很多人失去了他們的房地產。”25威爾·赫頓在2009年1月25日的《觀察家報》上大聲疾呼：“用我們的金錢去賭博以牟取他們的私利，應該受到法律的制裁”。26
還有人列舉了其他一些原因：短期獎勵誘使銀行肆意和過度借貸。證券化意味著初始貸款人對借貸人是否有持續償還能力不承擔風險。還有人認為危機的根源是企業未能自律，特別是高管層對股東和董事會缺乏應有的責任，高管層對交易方控制不力，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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