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政府援助或資助的銀行高管層降薪得到了民眾普遍的支援，其呼聲遠遠蓋過了對需要為銀行家的天才支付報酬的辯駁。當蘇格蘭皇家銀行前執行官素有“砍刀”之稱的弗雷德·格德溫爵士在任職期間把自己的機構送上破產之路時，自己卻已積累了百萬財富，甚至在他被迫退休離職時還撈取了豐厚的養老金，他在愛丁堡的住宅因而也成為居民用石子襲擊的目標。
那些曾要求銀行向支付能力低的人群銷售按揭貸款的人，既然政府都向其注了資金，他們為什麼還要收取如此之高的利息？這些銀行家辯護說，如果他們又開始加快貸款速度，那麼他們又將成為眾矢之的。約翰遜·古斯利在2009年2月12日的《金融時報》上寫道：“銀行將政府給它們的資金聚成一堆，它們在上面幸災樂禍地跳躍，就像《小矮人歷險記》中的惡龍斯毛戈，美其名曰重組資產負債表。”27
銀行家當然予以否認，高盛CEO勞埃德·布蘭克芬如是說：
如果我們選擇放棄幾十年前建立的證券化和金融衍生品等市場機制，我們最終就會招致融資渠道緊縮，風險對沖和風險分散效率降低。在過去的大半個世紀中，我們的市場和金融工具為創新輸送了豐富的資金，為企業家甘冒風險的精神提供了回報，是經濟增長的重要催化劑。歷史告訴我們，一個躍動而有活力的市場體系是一個生機勃勃的經濟體的核心所在。28
歸罪遊戲（2）
事實上，“歷史告訴我們”，1951~1973年才是我們全球經濟發展的黃金時期，當時並沒有日後才發明的那些金融工具。
然而，銀行家成為眾矢之的被輿論大肆聲討也並非好事，有點像古代收成不好時發起的迫害、屠殺和祭祀活動。這樣無濟於事，反而會產生反作用力。除非我們決定要完全接管銀行，否則我們不能貿然攻擊銀行家肆意放貸，然後期望他們只賺取微薄的利潤，期望商人還會樂於投資。而且，這場辯論戰沒有提到一點，如果我們說銀行家都是“貪婪”的，這究竟意味著什麼？貪婪的概念是模糊的，除非我們能夠定義什麼是“足夠”，而我們對“足夠”並沒有清晰的概念。思想更為深刻一些的人意識到，銀行家的失敗只是管中窺豹，更大的失敗是思想認識的失敗，是監管的失敗，是金錢至上的道德缺失。銀行家是整個里根—撒切爾時代的替罪羔羊，這個時代推崇金融業發展，貶低實業發展，使進步的果實比例失調地聚積到富人和超富人群體。（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新一代的階級鬥爭發生在溫飽的中產階級和擁有遊艇的富豪階層之間。）
除此之外，銀行家依照他們的風險模型行事，儘管他們對模型一知半解，但在他們看來，他們並沒有做錯什麼。事實上，如果他們反其道而行之，也會受到譴責，原因是他們沒能夠“為股東謀求最大利益”。儘管他們追求自我滿足的行為是自私的，但卻是最符合常規的。他們囫圇吞棗地嚥下了整個證券化的抽象概念，卻不明白它所產生的多重後果。很多人堅信他們照顧了公共的利益，使那些窮人也能夠擁有住房和其他想要的東西。凱恩斯一針見血地指出：“那些‘合理’的銀行家，嗚呼！面對危難並沒有極力避之，當他們自身不保時，他們因循守舊、墨守成規，拖著其他人一起同歸於盡，這樣就沒有人可以怪罪到他們。” 29
歸罪於信用評級機構
高居在黑名單上的是惠譽國際評級、穆迪投資者服務公司和標準普爾公司等信用評級機構。“它們對這場危機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這些機構給那些‘超高階’次級貸款支援的抵押債務打了異乎尋常的高信譽評分，這如同發射出了致命的子彈。”30當最後那些由大量次級債務組成的證券被發現是持有AAA評級時，問題才得以曝光。
且慢，想得更全面的一些人不會一味嘲笑評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