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經意地對這兩個“跟班兒”表示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友善；羅約爾則會奚落她。阿莉亞警告說，她沒有心情聽這些奚落。
與和同齡人在一起相比，朱麗葉覺得和成年人在一起會更自在些，她以前從沒遇到像約瑟夫？潘高斯基這樣的人，她就像對外星小生物一樣對他非常著迷。可能你會認為這樣的小生物你不會在意，對你自己而言毫無意義；所有的一切只和他有關，神秘而又難以琢磨；你還不敢蠻橫無禮和表示質疑，否則將要面對一張滿是傷痕和針腳、使陌生人錯愕、孩子們好奇的男人的臉了。
他的手腕上有文身，對此，朱麗葉從來沒有問過。
約瑟夫？潘高斯基並不是沉默寡言的人，對於某些話題他很健談。而面對令他狂熱的事物，他會緊張、反應劇烈、說話也結巴。他喜歡看三四十年代的好萊塢電影，他總是在午夜劇場看這些。他認為自己是個“棒球迷”。他堅信艾森豪威爾會證明自己是美國“最後一位偉大的”總統。（在參議員約瑟夫？麥卡錫逝世多年後，他痛斥麥卡錫那美國蓋世太保的醜惡嘴臉。）他用帶有濃重口音的英語跟朱麗葉說她的歌聲，特別是德國民謠，給了他許多歡樂，這讓朱麗葉感到尷尬。阿莉亞勇敢地彈鋼琴同樣也給他帶來了無窮的樂趣，遇見他們，他感到自己的生活充滿了希望。
潘高斯基先生已經單身好幾年了，獨自一人生活在南碼頭（市區東邊一個魚龍混雜的小區），以修鞋為生。他的兩個兒子都已經成年，遠離了紐約的北部，雖然都已成家，但沒給他生個孫子或孫女。“他們年輕人總是抱怨，‘為什麼要把孩子帶到這個邪惡的世界來？’他們自以為像我們一樣，過著在歐洲的父輩們的生活。他們傷透了我們的心。”阿莉亞對於這種內心的傾訴感到很不安，說，“孩子們生下來不就是為了傷父母的心嗎？”
但是潘高斯基卻希望嚴肅地探討這個問題。在阿莉亞眼中，這是這個男人的缺陷：他不能夠，也不願意在最需要開玩笑的時候開個玩笑。
他們去參加風景公園的夏季露天音樂會，阿莉亞快速地走在前面，急不可待地找到三個座位。朱麗葉和潘高斯基先生一起走著，他腿腳僵硬，若有所思地撓著脖子。他說，“‘罪惡，’‘善良’——怎麼說呢？上帝允許邪惡存在僅僅是因為在他眼裡沒有善惡的區別。因為對他來說，侵略者與被侵略者也沒有什麼區別。我並不是因為邪惡而失去第一個充滿活力的家庭，而是一些人的行為，——想一想！——真是一個難以言說的奇蹟！——蝨子，在集中營活活把他們生吃掉。你必須認可上帝，認可何為上帝，而不要去想你失去了什麼，那樣你會發瘋的。”
朱麗葉假裝沒有聽到這席話。
不，她是沒有聽到。這個男人的話不可靠，特別是他精神高漲時說的話。
不是在風景公園的那天傍晚，而是另外一次，阿莉亞聽不到的時候，朱麗葉大膽地提出要看看潘高斯基手腕上的刺青，她看到那隻不過像是黑色的快要褪去的墨水。然而那是不會褪色的，因為是刺在面板上的。
想問他為什麼活了下來？是因為上帝瘋狂了。
7
是的，私下裡，朱麗葉想要相信。她拼命想要相信。
一種幻象！有時候，一些特殊的“虔誠的”基督教徒會看到這樣的幻象。
到朱麗葉12歲的時候，阿莉亞已經帶她去過尼亞加拉大瀑布市的十多個教堂了，在每一個教堂，阿莉亞都會去看那些“禮拜者，”她雙手緊扣，放在臉前，幾乎遮住了大半個臉龐，她在想他們是認真的嗎？這是真的嗎？為什麼我感覺不到他們那種感覺呢？讓朱麗葉特別迷惑不解的是，那些禮拜者因為見證的喜悅而泣不成聲，淚水在他們扭曲的臉上淌下。阿莉亞也在試圖相信。她經常志願彈奏風琴或是指揮唱詩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