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十三年這一個時段。目標也不是一般的“鬧糧”，還有“鬧賑”、“冒賑”。其中與日常平糶有關的，主要是一些小規模的騷亂，其目標是希望政府更多地增加一些低價糧食的供給。＇1＇參加者多為經濟作物種植者、手藝人、僱工以及營兵等，而非糧食生產者。規模一般不過幾十人，很少至百人以上，這是與其它鬧糧事件頗為不同的。它也不應稱之為什麼“人民反抗”，＇2＇而不如說是他們的“反行為”，可能更切近些。看來正是政府賑糶“福利”的擴大，反而增加了這一類的“需求”。問題就擺在這裡：是為此而建立更多的“福利”措施，以及更大規模地擴大倉儲，以至把政府幹預擴大到極致呢（這將帶來嚴重的費用及其它問題）？還是尋求其他可以行之久遠的解決途徑？
在處理此事時，朝廷矛盾重重，也經過了一個曲折的過程。
乾隆四年六月，安徽巡撫孫國璽即曾“批飭預期報旱之懷寧等縣愚民，及審究鬨堂求賑之蕪湖縣劣衿等”。得旨：覽奏，朕懷誠慰。汝所辦理，亦覺得中，可嘉之至。
八月癸卯，禁刁民斂錢告賑傳單脅官惡習，諭曰：
朕即位以來，偶遇水旱災傷，真視為己飢己溺，百計經營。散賑蠲租，動輒數十百萬，此薄海內外所共知者。無奈外省官員多言，屢賑之後，民情漸驕，言念及此，殊可痛恨，即如今年江南地方，初夏未雨，即紛紛具呈告賑。是不以賑為拯災恤困之舉，而以賑為博施濟眾之事矣。
更有一種刁民，非農非商，遊手坐食。境內小有水旱，輒倡先號召。指稱報災費用，挨戶斂錢。……迨州縣踏勘成災，若輩又復串通鄉保胥役，捏造詭名，多開戶口……不能遂其所欲，則又布貼傳單，糾合鄉眾，擁塞街市，喧嚷公堂。甚且凌辱官長，目無法紀。以致懦弱之有司，隱忍曲從。而長吏之權，竟操於刁民之手……
再者荒歲冬春之際，常有一班奸棍，召呼災民，擇本地饒裕之家，聲言借糧，百端迫脅。苟不如願，輒肆搶奪。迨報官差緝，累月經年，塵案莫結。
乾隆六年，廣東、福建、江蘇等地都出現了民眾“鬧賑”的事件。如廣東潮陽等地米價昂貴，五月初旬遽行停止平糶，因而罷市，男婦擁擠縣堂，懇求糶米。該縣已許開倉，尚有不法之徒，擁入典史衙署，毀碎轎椅等物，督撫竟不奏聞。七月庚午，上諭：百姓罷市，鬧入官署。此風斷不可長，必應嚴加懲治，以儆刁風。
此時在皇上眼中，“冒賑”還不是主要問題，更大的危險乃在於“諱災”。乾隆七年三月戊子，因江南準、徐、鳳、潁等處連年被災，發生了民人困苦，流離載道，至有茹草傷生者；而所賑戶口人數遺漏甚多的現象。上諭：
從前那蘇圖等俱有諱匿之意，其意不過以地方有一二奸民希冀冒濫，藉口漸不可長。所屬州縣官員則以為上司諱言災荒，遂承奉意旨，以重為輕，以多為少，上下相蒙，而民隱不能上達矣，獨不思小民之指稱饑荒，望希恩澤者，不過數人。豈可以數人之詐偽冒濫，而使千百良善之民，飢餒窮阨，至不能完其家室，保其軀命乎。況多費錢糧之害尚小，而諱災病民之害甚大。
仍欲大行賑濟，而不願因“一二奸民”，頭足倒置，於基本國策有所改變。
八月乙巳，在江蘇高郵、寶應、淮安等處卻發生了例不在賑的城市居民及有力之家，聚眾罷市抬神，鬨鬧公堂衙署，勒要散賑的事件。是月，諭：
奸民敢於倡亂者，良由平日之恩澤不逮，及至有事，威又不能伏其心；而或者務為掩飾以期無事，是以民不知懼耳。
所應行者，當“恩”、“威”並著。時任江蘇巡撫徐士林病逝，其遺疏雲：
願皇上除弊政毋示紛更，廣視聽而中有獨斷，愛民勿使之驕。＇3＇
乾隆八年二月癸卯，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