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頓政務”，也就因此得罪當時當地的官場。包括處理不好和上官的關係。
在天津，和僧格林沁不睦；在山東，和文煜不和；在廣東，和瑞麟不搭調，都是因為這個原因。
就是說，以郭嵩燾的性格和見識，在舊“體制”中，確實“難堪繁劇”。
在新“體制”中呢？
郭嵩燾這種人，難道還嫌太多不成？
何況，在關卓凡的設想中，“顧問委員會”實行“垂直管理”，並不需要和北京的其他衙門發生過多的聯絡，“顧問委員會”聯絡的物件，主要是各地的“新政”。
“顧問委員會”需要的權力，由關卓凡出面，拿過來交到“主任委員”手裡。
所以，應該可以揚郭嵩燾所長，避郭嵩燾所短。
郭嵩燾的“出身”，對“顧問委員會”早期的工作，也有特別的幫助。
一般認為，郭嵩燾出身曾國藩幕中。但是，郭嵩燾絕非曾的普通幕僚，他在湘系中，有超然而獨特的地位。
郭嵩燾的年紀，雖然小曾國藩七歲，但兩個人卻算是“同學”，他們都曾在嶽麓書院讀書，時間上是有交集的。
最重要的是，曾國藩的“出山”，是郭嵩燾一力促成。
洪楊亂起，文宗敕令丁憂在籍的曾國藩興辦團練，曾國藩猶豫不決。郭嵩燾幾度登門，反覆勸說，曾國藩終為所動，出面創辦湘軍。
曾滌生最終變成曾文正，始作俑者，是郭筠仙。
郭嵩燾於左宗棠，也大致起到了類似的作用。
郭嵩燾，實在是時代風向最敏銳的感知者。
“顧問委員會”的第一樁差使，是籌辦“奉恩基金”。關卓凡打的算盤，除了“贖買”宗室對“新政”的支援外，他還要透過“奉恩基金”，實現一樁同樣重大的圖謀：控制所有“新政”的企業的財務。
因為“奉恩基金”的來源，是從各地新式工礦的盈利中抽成；而要抽成，首先就要弄清楚你有多少盈利，就是說，要盤你的帳。
如此，就掌握了新式工礦的財務。
關卓凡決定，新辦企業，一律採用西法財務制度，就是“損益表”、“資產負債表”那一套。
原時空的洋務，辦的不倫不類，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財務制度老舊混亂，缺乏符合近現代企業制度的“數目字管理”，多少資源的浪費，多少人在其中上下其手，都根源於此。
建立了統一的近現代財務制度，企業自己才清楚到底賺了多少，虧了多少；而關貝子呢，也才好查你們的賬。
還有，現在的中國，西法財務人才是奇缺的，哪兒有呢？
上海的洋行裡有。
上海的廣方言館的西洋會計科裡有。
廣方言館下面的“會計速成學校”裡有。
嘿嘿，現在曉得俺多麼高瞻遠矚了吧。以後中國的新式企業裡，管財務算賬的，都是從俺那疙瘩出來的人。
原時空那些名字響噹噹的企業，現在大多還沒有開辦。話說在前面，而不是中途插進去，事情就好辦的多。新的財務制度的推行，應該不會受到太大的阻力。
但如果有人不理解甚至反對，郭嵩燾的“出身”就會起到一定的作用，因為辦這些企業的，除了“軒系”，不是湘，就是淮。
用郭嵩燾有大把的道理和好處，但也是有隱患的，最大的隱患，是他的和左宗棠的恩怨。
這兩個人，都是意氣用事的人，同時，也都不是仰承上官鼻息的人，不是關卓凡說一句“你們別鬧了”，就會乖乖坐下來合作無間的。
這個心結，不能系得太久，不然遲早誤事的。
既然意氣用事，就是性情中人，由此突破，未嘗不能演一出“將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