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自由主義發展到20世紀確乎日益趨向溫和，它始終堅持和強調在既存社會秩序和政府體制之下圖得漸進的政治改良。我們只須去閱讀胡適的美國老師杜威的有關論述便可窺知其大概。然而，胡適僅僅記住了洋先生的結論，卻偏偏忽略了這結論所蘊涵的不可或缺的歷史前提，這就是那自由主義所服從的社會秩序和政府權威必須是民主的。在這方面，蔣介石的封建法西斯獨裁政權與美國的資產階級民主制度相去何止千里。正是因為意識到中西間的這一巨大差異，許多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如羅隆基、王造時等回國之後，都先後轉向了激烈批評國民黨政府，乃至贊同人民革命的激進立場。唯獨胡適執迷不悟。儘管以其精到的政治目光，未必不能察覺蔣介石政府的無可救藥，但他依然要“幫政府的忙、支援他”，這就不是那種以民主和法制為前提的西方自由主義立場所能解釋得了的。戳穿了說，無非又是胡適心理深層的儒家意識作祟的緣故。
胡適：新觀念背後的舊魂靈（3）
儒家哲學的真諦在乎“中庸”。中庸之道所企求的最高境界乃是“和諧”，即各種對立的矛盾因素透過“執兩用中”得到消解、妥協和折中。反映在政治層面上，儒家自然就強調安定至上、秩序至上和溫和改良主義。孔子有言：“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即豪放進取的“特立獨行”之士；狷者，即超然物外的隱者居士。按照中庸的目光來看，放棄責任的狷者固不足取，而激烈進取的狂者又未免破壞有餘，建設不足，唯有“允執厥中”，在現存的秩序之下圖謀改革，方才吻合“聖人之道”。儒家文化傳統的這一特質在中國知識分子的身上得到了人格化的鮮明體現。杜維明說過一段很有見地的話：
在中國文化的發展中，過分強調協同、和諧、漸進，以至於對既有的現實制度，對那些即使是最不合理的政治統治集團，也需以一些委曲求全的方式來容忍它，希望從內部來轉化它。因此在中國這種型別的文化發展中，最大的恐懼就是農民革命。農民革命是大風暴，一切都得摧毀。知識分子即使中央政權腐敗到了極點，自己深受其害，也不希望革命。……這也是中華民族得以源遠流長的重要原因——是要求同存異。是要委曲求全。即使在最痛苦、最困難的情況下，也不能放任，讓既有的積層解體，因而中國傳統的知識分子一致認為農民革命是不幸的。甚至是不可容忍的。胡適之所以如此仇視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武裝革命，之所以如此傾心於腐朽沒落的國民黨保守政權，除卻政治因素之外，不正淵源於傳統知識分子上述那種文化心理麼？在那種心理的驅使、支配下，胡適可以對當局作一些“和風細雨”式的批評，但骨子裡卻浸透著敬畏現有秩序、膜拜國家政權的庸俗的市儈氣息。當1933年福建人民政府宣告成立時，胡適氣急敗壞地指責說：“在這個時候，無論打什麼好聽的旗號來推翻政府，都有危害國家的嫌疑。”他主張：
必須先要儲存這個國家，別的等到將來再說！這個政府已夠脆弱了，不可叫它更脆弱；這個國家夠破碎了，不可叫它更破碎。“人權”固然應該保障，但不可掮著“人權”的招牌來做危害國家的行動。
因此，他始終自覺自願地以“為國家做一個諍臣，為政府做一個諍友”作為自己的最高職責，猶如傳統士大夫將“應帝王”、“作宰輔”、“為帝王師”作為夢寐以求的終極理想一般。至於國民的基本人權，個人的獨立人格，至少在胡適的潛意識中，是屈從於國家和政府的次一等價值。從觀念層次而言，胡適對自由人權的呼籲，對民主獨立的渴望似乎不亞於其他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但他這種為儒家奴性文化所戕害的軟骨病卻使得他始終未能在近代中國為知識分子的獨立不羈樹立起一個人格的榜樣；相反地，一談及人格而非理念時，胡適作為一個自由主義者的肖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