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是顯得像一張變了形的漫畫。
胡適的這種對現實的容忍和對秩序的膜拜不惟表現在他的公共生活中，而且也反映在他的私生活領域。五四時期的青年都依稀記得，胡適是一個婦女解放的積極倡導者。然而胡適口頭上如是說，一涉及自己的婚姻大事，那種激烈反傳統的勇氣便蕩然無存。原來，在他十二歲時，母親曾為他訂下一門親事。後來胡適赴美遊學，儘管在新思潮影響之下心中對此事漸生芥蒂，但卻一直不敢存反抗之意。他寧願自我犧牲，而“不忍傷幾個人的心”。他採取的是在預設既存事實前提下的點滴改良，幾度寫信給未婚妻江冬秀，希望她能放腳，讀書識字。不僅如此，他還在給母親的信中百般尋找屈從舊式婚姻的理由：
自由結婚固有好處，亦有壞處，正如吾國婚制由父母媒妁而定，亦有好處有壞處也。女子能讀書識字固是好事；既不能，亦未必即是大缺陷。書中之學問，紙上之學問，不過人品百行之一。吾見有能讀書作文而不能為良妻賢母者多矣。吾安敢妄為責備求全之念乎？
胡適真不愧為中國傳統意義上的孝子，因此，當後來胡適與江冬秀成婚時，博得了舊派人物一片喝彩聲。
胡適：新觀念背後的舊魂靈（4）
從這裡，我們可以洞察到胡適這個人無論在生活或私生活中，都活得很有分寸，很有理性。他態度平和，隨遇而安，與物推移。除青年期偶爾一二次之外，很少表現出情感的衝動和浪漫的幻想。他有著健全的心理防衛機制。如果內心世界之中有什麼非分的念頭在騷動的話，他總是善於及時地將它消解、融化、轉移，回覆到原先那種心安理得的平衡狀態。他從來不希冀超越現存的秩序或現實的可能去追求某種轟轟烈烈的、血氣方剛的事業。他的現實態度和容忍的耐心往往冷靜到令人吃驚。
當舉國唱抗日的高調時，他“不怕唱低調”，因為他感到中國比起日本來處處不如人，與其拿血肉去同現代武器拼命，倒不如苟且偷安，苦撐待變。他甚至公開宣稱，我寧願亡國，也不願主張同日本作戰。
在那種傳統的實用理性精神籠罩之下，胡適成為一個最最實用的現實主義者。當然，他在美國皈依了杜威的實用主義肯定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但這皈依本身恐怕也蘊涵著胡適的主觀心理圖式在選擇時的自覺成分。胡適生平鄙視一切理想主義者，從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乃至到一切主義，因為主義總多少含有“根本解決”的幻想，而“我們因為不信根本改造的話，只信那一點一滴的改造。所以我們不談主義，只談問題；不存大問題，也不至於大失望”。將理想的目標訂得很低，因此他從來沒有感受到浮沉的失望。即使在最令人沮喪的環境之下，胡適也常常能夠發現現實存在的合理性和點滴改良的可能性，所以顯得分外的曠達、樂觀。他自稱自己是一個“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相信“種瓜總可以得瓜，種豆總可以得豆”。在這方面，他的灑脫個性很類似二千年前的孔夫子。在《論語》與胡適的論著中，分明有著一種在“樂感文化”覆蓋下共通的風格。胡適雖然是一個近代文化史中的悲劇人物，但他本人卻很難表現出深邃的、低沉的、慘厲的悲劇精神，因而他的人生過於貧乏，過於安逸，他的個性也過於實用，過於達觀，以至於導向某種淺薄。這與他的同時代人魯迅那種敏感地洞察黑暗、絕望地追求理想的悲劇人格形成了強烈的對比。也許多少淵源於此，魯迅有錚錚的反骨，對現實中的一切不合理現象至死也不加寬恕，而胡適則對此表現出非凡的寬厚和容忍，力求在兩相妥協中尋得社會的和諧。因此，在近代那樣一個漫無盡頭的黑暗之中，魯迅最終在悲憤中鬱郁而死，而胡適卻可以知足常樂地生活下去！
有個臺灣學者為胡適畫了這麼一幅肖像：
胡適在思想領域上，雖為歷久彌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