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但綜觀其一生所表現的行為，則為一個服膺舊道德，實踐舊倫理的純正儒士。他是一個孝子，一個慈父，一個標準丈夫，一個忠實朋友，一個誨人不倦的教師。
確實，對胡適這樣一個在觀念上鼓吹“全盤西化”的人來說，他的心態結構又多多少少依然是“全盤儒化”的。這種自我間的矛盾和衝突在不同的程度上也許屬於整個近代中國知識分子。他們是舊社會的最後一批士大夫，又是新時代的第一批知識者，他們的社會身份、文化教養乃至思想靈魂都是雙重的，他們的整個生命都被歷史分割著，同時也真實地體現著歷史的聯絡和歷史的矛盾。更確切地說，他們擺脫不了列文森（Levenson）所揭示的那種理智上接受西方，情感上面向傳統的困境。而胡適，只不過是其中的一個顯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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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改造中的理性貧困
20世紀的中國是一個風雲激盪的大年代，面對著“三千年未有之變局”，無論激進的、自由的，還是保守的知識分子都認同“變”是順乎潮流的大趨勢，但變革的目標、途徑、速度如何，長期以來一直成為聚訟紛紜的公案。作為中國自由主義精神領袖的胡適，從“五四”時期開始，就獨樹一幟地提出了實驗主義的點滴進化社會的改造思想，這一思想濃縮地呈現了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價值取向的現實境遇，在現代中國政治文化中具有獨特的象徵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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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新觀念背後的舊魂靈（5）
實驗主義的觀察問題方法
當代西方著名的哲學家、思想家卡爾·波普將人類的社會改造工程分為烏托邦社會工程和漸進社會工程。所謂烏托邦社會工程，乃以理性建構主義為特徵，相信歷史有其不可抗拒的規律和自明性的終極目的。為了實現這一烏托邦目標，需要計劃一個整體性的、無所不包的計劃和藍圖，用以對社會進行全盤性的改造。這一整體主義的社會改造工程，其氣魄宏大的計劃與綱領是從超驗的理念中推演出來的，既無法證實，也無從證偽，因而匱乏實證有效的糾錯機制；在推進方式上常常是激進的、極權主義的。與此對立的漸進社會工程，乃以批判理性主義為原則，否認歷史有任何外在的規律或終極目的，它與自然工程一樣，都將目的置身於技術領域之外，認為任何社會建構都是在原有結構中自然生長的，社會工程的任務只是技術性的改造和利用現存社會建構，從事區域性的、小規模的社會試驗和技術設計，只有這樣才具有實證的可能，可以在不斷的試驗中實現社會的進步。
社會改造中的理性貧困大時代中的知識人從整體上說，胡適的點滴進化社會改造思想屬於波普所說的漸進社會工程。胡適的直接思想師承儘管不是比他小十歲的波普，卻也是兩位西方哲人：赫胥黎（Thomas H。 Huxley）和杜威（John Deway）。他自己說過：“赫胥黎教我怎樣懷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沒有充分證據的東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樣思想，教我處處顧到當前的問題，教我把一切學說理想都看作待證的假設，教我處處顧到思想的結果。”與大多數“五四”一代知識分子一樣，胡適早年熟讀赫胥黎的《天演論》，達爾文思想中拒斥目的論的物種進化理論與機械主義的因果論對這位易名為“適之”的少年思想之形成具有決定性的影響，成為其一生的思想支柱。當以後留學美國，成為杜威的實用主義信徒後，胡適遂堅信真理只是從生活經驗中概括而來，而非從超驗的神的意志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