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的精忠報國儘管取得了所謂的“同治中興”，但僅是曇花一現而已，內憂外患始終伴隨著他。更令人沮喪的是，“中興”之後反而世風日下，不說紫禁城裡的顢頇迂腐，即使親手培植的湘軍，攻下南京之後也是腐敗叢生，千夫指罵。一生心儀禮教之治的曾國藩臨終前肯定是萬般無奈，心情惆悵，縱然功成名就，但比較起儒家的終極關懷來說，那些東西只不過區區小事，連長治久安也談不上！從這一點上說，生於末世的曾國藩又是不幸的，個人的成就並未帶來世道的清明，這樣的“不朽”又有多大的意義呢？
再進一步究之，說是立功立德立言，真正在歷史中排得上號的恐怕還是立德。所謂立功立言，僅是差強人意而已。以事功來說，平定洪楊之亂屬見仁見智之事，假如不是滿清政府，而是漢人當政——即使這個漢人信的不是孔夫子，而是上帝——中國是否會走明治維新式的道路，也尚未可知。在推進政制變革方面，曾國藩也遠不及秦朝的李斯、唐朝的魏徵、宋朝的王安石和明朝的張居正。當然，曾國藩開洋務運動之先河功不可沒，但論功行賞，洋務的最大功臣不是曾，而是他的弟子李鴻章。再說立言，曾國藩除了在“古文”上別樹一幟，於義理、訓詁並無原創性的建樹。中國歷史上向有經師、人師之分，曾國藩應該屬於人師一列。他之所以贏得同時代和後人的崇敬，說到底是因為他“德、功、言”全面發展，而且成就皆不俗，實乃儒林中一大景觀。更難得的是，他身居一朝重臣之顯位，依然不忮不求，以德自重，倘若純粹以德性論，即使在曾國藩的同代人中亦不乏蓋過他之佼佼者。作為一介寒士、在野鄉紳或清流黨人，要顯示君子之德並不算難，因為人性尚未經受功名利祿的逼人誘惑。我們已經見得太多的權力對道德的腐蝕和對名士的戕害，而曾國藩雖然權傾朝野，名蓋天下，卻仍能恪守儒道，真不失為一個德性中人。
以我個人的感覺，曾國藩德性的先天條件並不算好。天性淳樸的人往往比較單純，總是天真地相信人性的普遍之善，相信世道應該如希望的那樣純潔美好。而曾國藩過於精明敏感，他太懂人情世故，太擅長洞察人性的陰暗和陷溺，以至於自己的心思無法不周密。一般來說，這樣的人最好的也就是應對有度，無從進入聖人的境界。偏偏曾國藩以聖人之道自任，所以活得格外心累。要成為有德之人，他比之一般天性淳樸之人要付出十倍乃至幾十倍的修煉功夫，他不僅要與外界種種無法避免的功名利祿周旋，而且還要與內心過於洞察世態炎涼、人情世故的魔鬼作鬥爭，明知善心不一定有善報，也堅持“不問收穫，但問耕耘”，追求“仰不愧而俯不怍”的良知和自得自樂的境界。
曾國藩畢竟不是性情中人，縱然有真性情，處於那樣錯綜複雜的位置，也不敢拿出來隨意表露。為了事情的圓妥，他不得不虛與委蛇，以術取勝。曾國藩不是一個書生氣十足的誤入官場的儒生，他懂權術，而且日見老到。剛出山時曾國藩還一味迷信“亂世用重典”，得了個“曾剃頭”的惡名，以後經過若干挫折，又受黃老之學的啟發，他的權術磨鍊到爐火純青的地步。自稱“含剛強於柔弱之中，寓申韓於黃老之中：斯為人為官之佳境”。在曾國藩看來，作為一個成熟的政治家，德和術兩者是不可偏廢的，為了在其中保持張力，遊刃有餘，他費盡了腦筋。比如，他總結與人周旋既要有真意又要文飾：“若無真意，則不足以感人；然徒有真意，而無文飾以將之，則真意亦無所託之以出。”不過，如此行事，常常會給外人落下一個城府極深的印象。他的內心除非極親近之人，一般人無法揣摩悟透。儘管他以“誠”自命，但周旋得太藝術，反而造成了“虛偽”的嫌疑。老友左宗棠就一度作如此誤解。這令曾國藩耿耿於懷多時，說別的也罷了，偏偏“虛偽”二字足使他這位以德自律的儒者抱冤終身！當後來左宗棠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