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冰釋前嫌，重歸於好時，曾國藩的興奮是可以想象的，沒有什麼比朋友的諒解更重要的了。相比之下，其珍貴甚至超越了浩蕩的皇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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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國藩：中國式的入世禁慾（3）
他的確比一般人更需要別人的諒解。“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誠為天下倡”，說是說，一旦置身於官場，往往身不由己，不是以“德”只能用“術”來處理棘手問題，以調和義與利的尖銳衝突。這裡就涉及一個儒家義理的缺陷問題。儒家的政治學是一種道德理想主義，那種以“義”為唯一訴求的王道哲學所體現的只是信念倫理，而缺乏實際政治操作所必不可少的責任倫理，用牟宗三先生的話說，是隻有“政道”，而無“治道”。更確切地說，儒家在中國文化中僅提供了一種高高上懸的、道德化的政治哲學，而可以付諸實踐的政治學（包括制度設定、法律規範、權力的操作技術等）卻是由法家、兵家和道家提供的。這就意味著，如果不在其位，僅僅是書生議政，儒家的那套“為帝王師”之高論自然足矣；一旦身居要職，就有一個如何將“為帝王師”之哲學轉化為“帝王之學”，既然孔老夫子、孟老夫子不屑言之，就只好到申韓、黃老那裡去討智慧了。但後者是價值中立的技術之學，只講利害，不論道德的，當一個人權術把玩到登峰造極的臻境，難免要與德性磕磕碰碰，發生衝撞。自然，人們不能以純粹的倫理標準衡量政治家的行為選擇，但行為違背道義畢竟有損於政治家的清望，在曾國藩的從政史中，不是沒有留下這樣的道德汙點，比如殺韋俊、包庇九弟曾國荃等皆是出自湘軍一己之私利，於公德、私德都有大愧。即使像曾國藩這樣看重道德的政治家在官場也不能免俗，常常要做違心之事，以至於“外慚清議，內疚神明”，又遑論一般功利之徒！從絕對的意義上說，官場無疑是良知的失樂園。
精明的曾國藩在政治利害關係上當然從來不曾迂腐到“以義害利”，但其難能可貴之處卻是隻要不涉及“公”的利益（比如王朝和湘軍的利害關係），而只是一己私利，便毫不含糊地“舍利取義”。能夠握有近乎“絕對的權力”而拒斥哪怕是相對的“腐敗”，在中國歷史上委實罕見，尤其是到了帝國的末世，更屬不易。曾氏晚年，功蓋天下，權傾朝野，不少人處於這樣的地位早已是利令智昏，剛愎自用，但曾國藩卻異常冷靜，常作退隱之想。在家書中一而再、再而三地流露出不能久做官，還是告老還鄉，以耕讀為本。對於子孫，也全無培植###之意。他對兒子說：“凡人多望子孫為大官，餘不願為大官，但願為讀書明理之君子。”曾國藩儘管做了幾十年的大官，但內心深處仍然沒有改變儒者的本色，仍以儒家的讀書明理為自己的生命關懷。他擅權而不貪權，在位而不戀位，除了得益於先儒的教誨之外，還與老莊思想有關。在黃老之學裡面，曾國藩吸取的不僅是用權的藝術，還有人生的真諦，因而在德性上大有長進，這正是他比起一般功利之徒來的不同凡響之處。許多士大夫接受老莊往往是人生失意的時刻，而曾國藩在仕途炙手可熱時能夠體悟人生，並化為內在德性，頗為難得。
當曾國藩步入晚年，他似乎參透了生命的意義。在他看來，仕途不過是過眼煙雲，最要緊的還是做一個聖賢。富貴功名，皆由命定，惟作聖賢，全憑自己。因此晚年的曾國藩幾乎以入聖為賢為生命的終極追求。以他個人的經驗，明白對於像自己這樣功成名就之人，德性的最大敵人莫過於“忮”（嫉賢害能）和“求”（貪利貪名）。他說：“忮不常見，每發露於命業相侔、勢位相埒之人；求不常見，每發露於貨財相接、仕進相仿之際。……忮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