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既是李鴻章搏擊宦海的動力，又是他驅策部眾的工具。他遴選部眾，“著重於經世致用。凡有謀略而幹練，必受到賞識擢撥，文章道德，尚在其次。”李鴻章以功利為紐帶，先是在他所控制的忠義救國軍水師，繼而在相當的範圍內，結成了一個龐大的群體。
李鴻章是清王朝的忠臣。他出身於崇尚宋學的官僚地主家庭，自幼受到嚴格的封建傳統教育。在他的心目中，忠君觀念根深蒂固，他鼓吹君臣之位不能僭越，疆吏不可“窺測朝廷之跡”。他不傻，他看出來了滿清統治風雨飄搖，猶如“敝絮塞漏舟，朽木支廣廈，稍一傾覆，遂不可支”，但他仍然要“勤勤懇懇服侍皇室，決不另有他途”。他與清廷是要互相依存，榮辱與共。他需要依靠清朝皇權來維護地主階級的統治，清廷也將需要依靠他“安內攘外”，維護清王朝的穩定。他幻想著要憑藉清廷爬上權力頂峰，而清廷到時候則將把他譽為華夏棟樑，“無鴻章，無清朝”，這就是他的畢生理想所在。
在與俄國人頻繁的接觸過程中，從盟友那一貫不可一世的氣勢上，再回顧起以往堂堂天朝上國的屢次顏面掃地，他痛感由於中國國運之積弱，難以令人在世界列強、甚至是盟友的面前挺直了腰板說話，他以為，“國權隨國勢為轉移，非公法所能鉗制。”他深知洋人是向來“論勢不論理”的。有鑑於此，他感到，中外實力相距懸殊，列強之“軍械強於我，技藝精於我”，滿清即使僥倖打垮了太平軍，也是無法和背後虎視眈眈的列強去爭奪於疆場的。尤其是潛伏在身邊兒的這頭俄國熊。
因而，對於慈禧太后的引狼入室，他非但沒有任何的責難，反而給予其理論上的完善，“曲線救國”之外，他還以中國傳統的合縱連橫理論和剛剛接受了的西方均勢思想相結合，把慈禧的政策奉承為“以夷制亂”，最終達到“以夷制夷”之上上策。一力贊成不惜在權益上對俄國盟友作出某種限度的讓步，以實現振興大清朝的鳳願。
他認為眼下是“數千年未有之變局”，遇到“數千年未有之強敵”，大清帝國“厝火積薪，可危實甚”，因而主張“識時務者當知所變計耳”，絕不應昏睡於“天朝上國”的迷夢中，不思振作。為此，他在任何一個角落都不遺餘力地宣揚必須俄國人學習，向所有西人學習，要廣為舉辦洋務新政，引進屬於西方“物質文明”的軍事裝備、機器生產和科學技術，借用西方資本主義甲冑以保護清朝封建主義的軀體，以求“自強”、“自立”。但是，與此同時，他卻極力排斥西方的“政治文明”，即資產階級的民主制度。
也正因為如此，李鴻章這次有機會能協同議政王奕忻創辦洋務，不到兩年的時間，官督商辦的建成、在建和新建立的就有天津輪船招商局、天津電報總局、天津製造總局、津沽、京津鐵路、直隸省磁州煤鐵礦、山東嶧縣煤礦、開平礦務局、漠河金礦、熱河四道溝銅礦、三山鉛銀礦、保定槍炮廠、天津機器織布局等軍用民用企業。拿了滿清工業發展史的不少個“第一”。
也正因為如此，他博得了議政王奕忻對他老黃牛一樣實幹家行為賞識的同時，更是博得了他的主子，簾子後面的慈禧的大加讚歎，真是“家貧出孝子”，“國難見忠臣”啊！
………【第一六一章六王爺，您說怎麼樣啊？】………
李鴻章是朝廷上下現在公認的“曲線救國”的偉大理論家。當他在朝堂之上，娓娓地向全體臣僚陳述著當今的險惡局勢，並站在理論的高度上對總顧問閣下的建議予以讚賞，同時還忘不了無限誇大尊貴的慈禧太后如何英明的時候，似乎人們在被他說服著的同時，又產生了一種感慨。誰說大清沒人才，面前的這個李鴻章豈不就是一個絕頂聰明的大才？你看看，他把戰局剖析的如此細膩，就是由他來統一指揮聯軍，也總比把指揮權交給俄國人好，儘管他的資歷還不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