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年版第353頁。
英國史學家卡萊爾（T�carlyle）說：“淵深、偉大、真實的‘誠’是一切帶些英雄性人們最重要的素質。這並不是那種自稱謂誠的‘誠’……決不是的，這樣子的東西是極卑劣的；——只是一種淺薄虛誇意識到的‘誠’；大半隻是驕矜而已。‘大偉人’的‘誠’是他自己不可言說的，是不能意識到的；並且，他反意識到了‘不誠’。……所以大偉人決不自誇他的‘誠’，簡直不會這樣想，也許連責問自己誠不誠也不會的。我可以說，他的‘誠’並不靠他自己，他是無可奈何地必得要‘誠’……他的心靈是這樣造成的。”“我們可以叫他‘詩人’、‘先知’、‘神’。”《英雄與英雄崇拜》商務印書館民國二十六年版第69—70頁。
德國倫理學家包爾生對自發性更有詳盡的闡述。他說：“那種最高和最好的東西不是由理性發明的，不是根據意識的規則製作的，而是一種無意識的成長的結果。這對於善和對於美都是如此。美的東西並不是由理性的思維根據美學的規則構想和製造出來的。善的東西和完善也同樣不是根據倫理學的規範設計和製造的。
10 “由仁義行，非行仁義”（4）
“真正的藝術作品是無意識地被天才領悟和創造出來的。美學在這一過程中並不發生什麼重要作用。所以，道德的天才、‘美麗的靈魂’也是可靠地受著本能的指引……而無需不斷地思考道德的法則。美學和倫理學的規則並不具有一種天生固有的推動力，……它們不是創造性的，而是限制性的。在藝術品或道德行為的產生過程中，規則並不一定要出現在意識中，更不是一定要佔據注意的中心；實際上這倒會妨礙和擾亂有機生長的過程。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是：當我們在寫作時，如果老是考慮拼寫的規則，我們就會變得困惑不安和猶疑不決。回答一個字怎麼寫的問題的最便捷方式就是無意識地寫出這個字。同樣，許多人在決定一個道德問題時，實行一個行為要比思考它更有效和更帶確實性。正像歌德說的：
“‘所有我們最好的努力都是在無意識的活動中取得成功的。’
“因此，公正的人們不會根據一個人是否對義務考慮過很多和是否意識到以義務為動機來確定他的道德價值。特意計劃的道德品格很容易帶上某種‘故意性’——在我們把它跟自然的氣質相比較時，對它會產生一種反感。……義務的感情可能防止了世界上的許多惡產生，但美好和善良的東西卻不是從義務的感情萌生的，而是從心靈的生氣勃勃的衝動中萌生的。”《倫理學體系》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303—304頁。
事實上，人的最深層最穩定最本質的東西，決定人的本質的東西都是不能省察到的。所以，人往往把忘卻自己叫做恢復本性。忘卻自己當然就不能省察到自己。這樣說來，世界上最誠實的人也許是最不明白什麼叫誠實的人。真正超脫世俗的人可能並不知道自己脫俗，反而常常為朋友的不懂人情世故大為驚訝，卻不知道最不懂人情世故的正是他自己。
我們看到，古往今來許多偉大人物，特別是偉大的藝術家都有一種似乎與生俱來的自發性即自發的天性。在中國文人中，這種自發性表現最徹底的大概要算大詩人陶淵明瞭。蘇軾評他說：“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為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為高。”這話道出了陶淵明的內在精神。有些名士，熱衷於富貴名利，卻扭扭捏捏說不願幹，這種醜態最可厭。至於丟了官不做，也不算什麼稀奇事，而那些名士卻以此標榜清高，實在可鄙。陶淵明的出仕與退隱為本性使然。“任吾性而動，行吾心之所安。”全然沒有榮辱的自覺意識介入其間。杜甫有兩句詩：“本無軒冕意，不是傲當時”，表述的也是這樣的意思。如陶淵明一樣，杜甫退隱純出乎自然本性，雖屬清高卻並不以清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