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白、茅盾、周揚等人參加了成立大會，其實這些人當時在國外——蘇聯和日本，並未回國出席。但這本書的某些史料的運用仍有可取之處，如寫蔡元培參與反國民黨統治的活動，為左派書籍出版提供方便，幫魯迅與*高層人物聯絡，以及附錄中由對魯迅書賬的研究找到魯迅左傾思想的根源，就很具新意。此外，該書肯定魯迅的論敵“第三種人”所提出的文藝創作自由的主張，以及對“民族主義文學”失敗原因的分析，均符合歷史原貌。鄭學稼的魯迅觀與左翼文人有重大原則分歧，大陸學者均一致認為他屬“反魯派”，但他和同是反魯的蘇雪林並不完全相同，鄭學稼就不贊同蘇雪林對魯迅從人格到文格的全盤否定。鄭學稼這本書，在臺灣乃至海外影響甚大，連某些臺灣左派人士也推薦此書。如臺灣時報文化出版公司在1985年版《魯迅正傳》的勒口上，就印有陳映真的摯友尉天驄“推薦的話”：“從30年代開始，魯迅在中國近代史的地位就一直難以確定，譽之者頌之為‘中國近代思想的導師’，毀之者詆之為‘赤色的文棍’；這些都是政治主義下被歪曲的魯迅形象。受到這種影響，人們便很難從中國近代史的演變和中國知識分子掙扎於理想與現實的沉痛中去理解魯迅，以至於他的吶喊、彷徨、悲憤、委曲，和他的挫折、扭曲、虛無與感傷，都難以為人瞭解。鄭學稼先生這本書根據第一手的資料來寫魯迅，不但使人接觸到中國近百年來的不幸，也同時使人體認到這一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悲劇歷程。”
《魯迅正傳》不光是對魯迅本人文學作品的研究，鄭學稼是透過一個人去折射當時的社會思潮與文學思潮，因而到了1943年元月，鄭學稼又由勝利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二本文學著作《由文學革命到革文學的命》。此書按歷史的順序敘述文學革命後左翼文壇的發展概況。書名所說的“文學革命”，始於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書中的史料不大可靠，如說魯迅的父親“在考場中舞弊，被關在杭州監獄裡”，其實是其祖父而非父親。書中還說他親耳聽蘇門答臘北部棉蘭的一位華僑告之：殺害郁達夫的兇手不是日本皇軍，而是出賣他的另一文學家王任叔（巴人）。這顯然經不起查證。日本鈴木正夫曾訪問過許多日本駐蘇門答臘舊憲兵，結論是：“殺害事件是由幾位來自武吉丁宜憲兵隊的憲兵們所策劃。有一個憲兵私下秘密決定，瞞過上司，叫幾個部下把郁達夫處決……至於殺害郁達夫的動機，正如中國人士所說，是要消滅有資格在審訊戰犯時的證人。”（王潤華編：《郁達夫卷》，臺灣遠景出版公司，1984）。另有日本的小田嶽夫所著《郁達夫傳》，也可作旁證。
鄭學稼和葉青、胡秋原雖然被左翼人士視為一類人，其實這三人的地位及思想、治學方法並不完全相同。以鄭學稼而論，他沒有葉青、胡秋原那樣顯赫的政治地位，不在政壇而在學校教書。他赴臺後，以揭發臺灣大學農場的舞弊案得罪*要人陳誠，只好離開臺灣到印尼避禍。後來回臺灣一直過著深居簡出的半隱居生活，並以分析*形勢得到蔣氏父子的賞識。但研究政治的人本不可能脫離社會和當前政治思想鬥爭，因而鄭學稼在做學問的同時，還不由自主地捲入了60年代初發生的中西文化大論戰。事情是由李敖在1962年元旦出版的《文星》雜誌第51期上發表的《播種者胡適》引發的。這場有關評價胡適的論戰，葉青和鄭學稼均成了李敖的主要對手。當時在臺大唸書的李敖，以“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的勁頭在1962年2月1日出版的《文星》第52期上，以《給談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一文正式向胡秋原的“超越論”（即“超越傳統、超越西化、超越俄化而前進”）開炮攻擊，鄭學稼和葉青連忙抱成一團為胡秋原助戰。鄭學稼先後發表了《五四運動與虛無主義》、《論全盤西化和批發西化》、《論巴扎洛夫》等文章，指責李敖採取民族虛無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