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想要擠上去。我只像一個新戰士，想投奔革命。因為，我先前在上海曾經有很好的條件，我的很多老師都是布林什維克，他們有的要介紹我參加黨，參加團。當時我很幼稚，我不願意做一個淺薄無知的人，我想先讀一點書再說。後來我到了北京，與他們失掉聯絡，他們都上廣東，參加北伐戰爭去了，想找也找不著。沒有辦法，我擱淺在北京的沙灘上，非常苦悶，這才拿起筆來。後來在上海，胡也頻參加左聯，我也參加了左聯。後來，1932年，也頻同志被國民黨殺害以後，我認為我自己應該成為一個戰士，踏著烈士的血跡，只能前進，不能後退，我只顧衝上前去。結果我就衝上前去了。
“回顧我這一生，有很多時候我可以坐下來寫文章。我很想寫一部農民鬥爭題材的長篇小說，但是，因為工作需要，我把寫作放下了。全國解放了，我留在北京工作了很短一段時間，這以後的情形，我就不講了。現在有的老朋友問我，你到底下去勞動了，你是什麼心情呵，是否感到有委屈？我說我參加勞動，沒有感到委屈。過去也勞動，在延安也參加過勞動嘛。勞動有什麼不好呢？什麼人都應該勞動，那麼多人都在勞動，為什麼我不能勞動呢？在人人都參加勞動的單位裡，我坐在房子裡是很不安的。我那時的想法也很簡單，我想，多則二三年，二三年後我再回黨裡來，就可以寫作。過去也有很多人被開除黨籍，也有的是錯案，改正以後不就回來了嗎？我們下去幾年，有什麼了不起呢！哪裡曉得一下去就是20多年！20多年來，我在底下勞動工作，做家屬工作，做群眾工作，覺得也有好處。後來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更倒黴了，活下來都很困難，自然不會想到寫作。我只想將來問題能解決，我希望陳明的政治處境能比我好一點，我能當一個養雞隊隊長就滿意了。坐在監牢裡的時候，我把牙粉袋撕成碎方塊，在鋪板上擺著。擺什麼？擺想象中的養雞隊的規劃：那個地方是雞舍，那個地點是運動場；要用多少人；飼料隊，打魚隊等。我沒有再當作家的希望或計劃。最為難的時候，我就想：如果陳明每個月能夠拿60元或80元的工資，我就靠他吃飯，我沒有別的事情可做，就把沒有完成的小說寫一寫，不管寫得好不好。藏之名山，沒有名山就藏之抽屜裡，將來或許有人覺得這個小說寫得還可以，等我的兒子或孫子們幫我拿出來出版罷。
“在座的同志中也都常常關心地問我：你在南京怎麼樣，你在那裡有什麼問題沒有？你在那裡為什麼拿那麼多的錢？為什麼國民黨不殺你？你為什麼那麼‘自由’呀？現在我要寫，我要把這一‘謎’揭開，讓關心我的同志們、朋友們放心。我要寫的另一本書是《風雪人間》，我要寫我在北大荒的12年，加上坐牢的那5年。我要寫我所遭遇的風雪，和我感到真正的人間溫暖；就是因為有人間的溫暖，才能抵抗住這樣的風雪。這次你們討論我的創作，給了我很多誇獎，我是受之有愧的。我沒有那麼偉大，我也不是那麼了不起，我無非就是一個當兵的，當了一輩子的兵，是文藝戰線上的戰士；需要戰鬥到什麼時候，就戰鬥到什麼時候。我就是這麼一個小兵。前兩天，有一個同志說，不想當將軍計程車兵不是一個好士兵；但是我不想當將軍，我怕當將軍，當將軍太麻煩，我沒有那樣的興趣，我永遠是普通一兵。你們講了很多好話，我聽了除了慚愧以外，沒有什麼太多的歡喜。但是，我感謝你們，我覺得你們說我的好話，著眼點不在我個人，著眼點是在我們的文學，我們的文學道路，在我們黨的文學事業上。我沒有什麼了不起的成就，以後更不容易有大的成績了，因為我已經80歲了。你們把80歲當好事，我們把它當壞事。如果現在我是70歲，60歲該多好？80歲，就意味著我的時間很短了。你們祝願我長壽，怎麼能長壽呢？長不了多少了。（大笑）我只能利用這很短的時間做更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