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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一篇作品（1）
很長一段時間內，丁玲因為在30年代被國民黨特務綁架監禁這一段經歷，遭到誤解，蒙受誣衊中傷。黨性很強的丁玲，從不公開辯解。直到中央組織部作出為她徹底恢復名譽的決定後，她才說：現在我有責任把這段經歷記錄下來，還歷史的本來面目了。
歷史的誤解，使丁玲蒙受委屈最大、時間最長的，是1933年她在上海擔任“左聯”黨團書記，主編左聯機關刊物《北斗》時，被國民黨特務秘密綁架幽禁在南京這段事實。陳明回憶說：早在1943年延安整風審幹前幾年，康生就蓄意在這段本來已經很清楚的歷史上做文章，在丁玲臉上打上一道“金印”。丁玲當時曾為此事去棗園見過毛主席。丁玲記得當時毛主席還爽朗地笑著對丁玲說：“你逃出南京國民黨監獄，投奔到延安革命根據地來，你到保安我就寫了一首詞歡迎你嘛！你還記得麼！‘洞中開宴會，招待出牢人’嘛！是黨設法營救你出來的，這一段歷史是清楚的嘛，你到組織部找陳雲同志談談就可以了。”毛主席還曾對丁玲說過：“你不要只到我這裡來，你還要到康生那裡去一下。”丁玲不解地問：“我跟康生有什麼關係呀？我去他那裡幹什麼？我和他風馬牛不相及。”後來，丁玲才弄明白，原來是康生捏造罪名，使自己背了“黑鍋”。1979年，有關方面為錯定丁玲是“丁、陳反黨集團”頭目、錯劃丁玲是“右派分子”平了反，恢復了她的黨籍。但是。限於當時的歷史條件，三十年代在南京被特務綁架關押的這段事實，尚未作明確結論，留了一條不長不短的尾巴。
關心她的朋友，尊敬她的讀者，在多少次交談中，在電話中，在書信中問起這件事，都替她鳴不平，希望她站出來，把真相告訴國內外讀者。她感動，她感激，但她對陳明說：“這些年來，有人向我頭上潑了不少髒水，但我是一個共產黨員，我寧可受委屈，黨還沒有為我這段歷史做結論，我就不能揹著黨自己去向外人澄清。中央正在糾正遺留下來的冤假錯案，中央現在很忙，工作量很大，我不能為自己個人的這個問題，去麻煩中央，我相信會很快得到公正的解決。”
丁玲剛從廈門回到北京，就有喜訊傳來。她接到中央組織部的電話通知：中央書記處已批准，正式發文，徹底恢復她的名譽。隨即，她接到了1984年8月1日簽發的、印著“中央組織部檔案”幾個鮮紅大字的檔案。捧著它，丁玲的雙手，在微微地抖動。
她十分鄭重地翻開檔案的第一頁，一行鉛印的大字展現在她面前：“關於為丁玲同志恢復名譽的通知”。她一字不漏地慢慢地讀下去。她不是用口唸，而是用一顆跳動的心在讀。她幾乎是屏住呼吸，讀著黨中央給她做出的結論：“……‘文化大革命中把丁玲同志打成‘叛徒’，屬於誣衊不實之詞，應予平反。丁玲同志1933年5月在上海任‘左聯’黨團書記時……被國民黨特務機關逮捕，押解到南京……9月馮雪峰透過張天翼，與丁玲取得聯絡，在馮的安排下，她由南京逃到上海，然後派人送她到西安，轉赴陝北。丁玲同志歷史上這段被捕問題……1940年中央組織部進行了審查，並作出了‘丁玲同志仍然是一個對黨對革命忠實的共產黨員’的結論……”接著，中央組織部對丁玲的革命的一生，作了肯定的評價：“丁玲同志是我黨的一位老同志，在半個多世紀以來的革命鬥爭中和文藝工作中，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