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往往會發現各種不同乃至於彼此矛盾的看法，使人莫衷一是，不知如何是好。
公眾需要認識科學，但是他們該怎麼認識，又要認識到什麼程度呢？我們又有什麼方法來衡量一個社會的整體科學知識水平？傳統上，學術界有許多量化的手段可以幫助我們檢測一個國家的國民科學知識水平。方法不外乎設定問卷，列出一系列由淺至深的問題，然後讓受訪者作答，再結集分析，打一個綜合的分數。這種方法把科學知識假定為一個穩定的水庫，相信有些知識是確定無誤的，而且人人都該對它們有某種水位的認識。所以我們才能在基礎教育裡面設定課程，把這些知識教給學生，覺得那就是現代公民合理的科學知識水平了。可是在前述那些足以左右人類未來的重大爭論之中，我們才知道建基於這種假設下的科學教育不單追不上局勢的進展；而且也根本沒有一套百分之百準確無疑的知識可教。根據科學史家John Pickstone的分析，“公眾瞭解科學”運動漸漸總結出了另一種對基本科學知識的看法，把重點從被動的受教育大眾轉移到每一個構成公眾的持份者（stake holder）身上。意思是先不要預設一大套放諸四海而皆準的知識儲備，而要看關注某一個課題的公民有沒有相應的知識和判斷的能力。例如一個預備要興建大型化工裝置的小區，當地居民或許可以不太清楚基因改造的技術，卻不能不知道化學汙染的成因與解決它的方式。
就拿今天的中國來說吧，到底要吃下多少三聚氰胺才會中毒，地震又能不能預警，這一切都是大家關注的日常話題，可是在介入和討論之前，我們有沒有充分的底子去理解其間最基本的事實呢？更重要的問題是我們的思考方式夠不夠嚴謹？過不過關？這一切都是目前的基礎教育無法獨立完成的；畢竟，我們很難想象中學課程會詳細教導學生三聚氰胺的化學式子和檢測方式。
因此，科普的工作就變得格外重要了。
從1929年開始出版的《萬有文庫》是民國時期商務印書館最了不起的傑作，也是近代中國規模最龐大的系列出版物。王雲五先生當年策劃這套文庫是為了普及國民知識，替方興未艾的大小圖書館建立基礎館藏，所以《萬有文庫》裡的每一本書都力求深入淺出，讓讀者廣泛接觸各門新知。在這四千多冊一千多種的叢書裡面，光是“自然科學”就佔去了一百九十一種（即百分之十八左右，這還不算“工業科技”、“農業科學”、“醫藥衛生”、“交通運輸”等幾個類別），乃所有專案中最大型的一個，也是王先生最引以為傲的手筆之一。
這就是民國文人和出版界的識見了，在他們看來，“賽先生”不只是空洞的口號，還是必須認真對待的貴客。反觀今日中國書市，不僅沒有一家大型出版集團會以同樣的眼光規劃自己的出版品，科普書在市場的佔有率上也遠遠不及史地等人文類書。莫非現在的中國人都已經很懂科學了？連假雞蛋都造得出來，所以大家也不必再看什麼科普書？
我常常懷疑作者是問題的根源之一。不是讀者對自然科學失去了興趣，而是能夠引發興趣的作者太少。我長年訂閱《Scientific American》和《New Scientist》，雖然不是每一篇文章都看得懂，但總是被那些作者妙趣橫生的文筆打動。身為一個專業媒體人，我有時甚至覺得他們說故事的能力要比我強得太多，令人自愧不如。為什麼這麼一幫理科出身的傢伙能夠寫得出如此生動的文章呢？且先撇開那些職業寫作的“科學記者”不提（這是外國許多主流大報都會開設的職位，專門請一些擁有高等學位的記者報導科技新聞），許多科學家自己就是文化素養相當高的人，能用巴赫的平均律為例輕易說明數學的歷史演變，以文學史上的冷僻典故形容“弦論”的爭議，順手拈來，毫不勉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