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名字。我問我的母親，三嬸家的豆芽叫什麼名字呢？母親搖搖頭，說，住幾天上了學，你就知道了。我卻等不及，我要問問豆芽去。我蹦出家門，幾步就竄到了三嬸家。
我和豆芽走在大街上，一會兒，後面就跟上了另外的三個孩子。他們並不是願意和我一起玩，他們知道我最愛揍人，在一般的日子裡，他們常常躲避著我。可是那天，鬼使神差，他們學著豆芽一扭一扭的走法，跟在我的後面，我們一起去完成了那件事。天已經有些熱了。我知道，小孩子一般對春天和秋天不甚注意，只有夏天和冬天才可能在他們的心裡留下記憶的碎片。可是，我記得很清楚，那天是春末的日子。我們一起脫下了衣褲。暖融融的太陽包裹著我們光溜溜的小身子。我們手裡拿著我們的衣褲，我們走出村子，我們走進小南山上的一片麥地。剛剛打苞的小麥，在陽光下呈現出連綿不絕的老綠色。我帶領著我的隊伍，在老綠色裡衝鋒陷陣。麥子呻吟著，在我們的歡呼聲中一片片倒下。後來，我們又學著大人的樣子開始拔麥子。我們拔得忘記了天地中的一切。我們的一雙雙小手全是血泡。我們的身上粘滿了麥子綠色的血。突然的，一個孩子大叫一聲，快跑啊。老叫驢來了。老叫驢是我們村的大隊長。為偷生產隊的花生和地瓜吃。我們的屁股沒少挨他的巴掌。我迅速地跳下地堰，順著一條小溝撒開了腳丫子。大概是在晚上記工分的時候吧，我母親和另外幾個大人被老叫驢留在了飼養室。接著的事情便很簡單了，我們五個孩子無一例外地被父母痛打了一頓。我屁股的疼痛使得我的嘴巴張得老大，直到我的哭喊聲勾引出了奶奶的眼淚，母親才放下了手中的門閂。在大人的談論中，我知道了豆芽瘸著一條腿，沒能跑過老叫驢的羅圈腿。豆芽把我們四個全供了出來。我後來看革命現代京劇《紅燈記》。看了一遍又一遍，我就對豆芽一遍又一遍地說，王連舉啊，你這個叛徒！我用手擺出一個槍形，對著豆芽叭叭叫兩聲。豆芽和我一起嘎嘎地笑。當然，叛徒都沒有好下場，豆芽因為這件事，第一次捱了三叔的揍。三嬸沒有像她常常做的那樣把豆芽摟在懷裡，三嬸和三叔一塊兒動了手，打得豆芽一邊叫媽呀不敢了再也不敢了一邊拖著一條瘸腿滿院子亂跑。我從沒看見過豆芽捱揍。那曾經是我童年的一個無法破解的謎。直到我十幾歲了，我才知道三叔和三嬸不打豆芽。並不是可憐他瘸著一條腿。也是在大人的談論中，我隱隱地知道我們犯了一個大錯，我們讓快到口的百十斤小麥沒有了。那是好幾家人的口糧啊。我們張家窪村名裡帶著個窪字，可是我們村的窪地並不多，我們村有三分之二的地是那種老天不下雨便可能顆粒不收的丘陵地。在小南山那樣的地塊裡，一畝小麥也就產幾十斤吧。這件事為我們入學第一天就挨小學校長周扒皮的揍打下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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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麥子的事很快就從我們的記憶裡消失了。在等待上學的那些日子裡，我們仍然歡天喜地，活蹦亂跳，全然不知周扒皮正虎視眈眈地等著我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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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的教室是我們張家的家廟。在我記不住的什麼時間裡，大人們把掛滿了牆的族譜和一個個木頭牌位燒掉了。他們留下了那些曾作供桌的大條几，權當了我們的課桌。家廟門前有一棵我和豆芽扯著手也摟不過來的老槐樹，老槐樹分杈的地方，有一個大黑洞，我趴貓兒時常常躲在裡面。家廟院子裡，有一棵很高很高的死樹，夏天裡，許多的燕子愛蹲在那棵死樹上吱吱呀呀地叫。奶奶說，很早以前，那個槐樹洞裡曾經住過一窩黃鼠狼，都成了精的，和全村的人友愛為鄰，各自得了雙方不少的好處。記不清是哪一年啦，兵荒馬亂的，遍地裡起了土匪。張家的人得罪了土匪，土匪夜裡進了村，一把火把家廟給點上了。院子裡面那棵大柏樹不抗燒，死了。門前的老槐樹沒死，被火烤得焦了皮。黃鼠狼呢，拖兒帶女搬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