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家廟的門臺挺高，共十二層。常常的就有吃不飽肚子的學生要在中間的一層臺階上坐下來歇歇，攢足精神跨過硃紅色的大門檻。大門的兩邊是模樣完全一樣的兩座小黑瓦房，它們和家廟的院牆連在一起。東邊的一座住著校長周扒皮，西邊的一座住著王老師。周扒皮是一個細眉小眼神情嚴肅的白髮老頭，王老師是一個扎著兩條大辮子的漂亮姑娘。家廟的正房青磚黑瓦一溜兒八間，西四間盛著二年級和三年級，我們一年級和四年級佔據了東四間。周扒皮教東四間。周扒皮很嚴厲。這讓不少四年級的同學背後裡嘀嘀咕咕。我們聽得出他們對三年級和二年級的同學滿懷了嫉恨。那時候的課本上有一篇叫《半夜雞叫》的課文，聽說是一個沒上過幾天學的小長工寫的。四年級的同學還以這篇課文為指令碼，排練過同名話劇，參加過六一兒童節的彙報演出。這篇課文裡有一個老地主，名字就叫周扒皮。大概就是這篇課文給周校長帶來了那個外號，使他和張家窪的許多大人孩子一樣，多了一個更容易讓人記住的名字。
那一天，風清日麗，我們穿著母親盡了力量給我們製造的新衣服，站在家廟的院子裡，聽周扒皮一個又一個地念出我們的名字。那些名字對我們來說，是那樣的陌生甚至討厭——它們常常被我們忘記。我們更習慣叫彼此的乳名，或者。外號。就像豆芽。就像大钁柄。就像老母豬，叫在嘴裡，多麼的過癮。點完了名，周扒皮指著我，說，你，又指著豆芽和另外的那三個夥伴，說。還有你，你，你，你，你們都跟我來。我們就像一群剛剛被母雞孵出來的小雞那樣，跟在周扒皮的身後，走進了他的宿舍兼辦公室。我們把家廟大門旁的東小屋擠得滿滿的。小屋靠近南窗有一鋪小炕，炕下，擺一張三抽桌。周扒皮抓住豆芽的兩隻胳膊，將他的臀部狠狠地撞在三抽桌的一個角上。豆芽毫無防備。痛得咧嘴大叫。周扒皮給了他一個嘴巴，說。不許叫，誰叫，就多給他一個嘴巴。他推開豆芽，又扯住我的胳膊。有了先例，我忍住痛，沒叫。結果，倒黴的豆芽比我們多捱了一個嘴巴。這也就怪不得他一直流著眼淚上完了入學後的第一節課。我記不清那一節課的內容了，可我記得豆芽塗滿了兩個臉腮的眼淚。撞完了一圈，周扒皮說，我要讓你們記住，上學了，成了學生了，就要好好學習，天天向上。若要再做壞事，就得受到懲罰。還記得拔麥子的事兒吧？我們小聲說，記得。於是，我學會了上學後的第一個詞兒，懲罰。什麼叫懲罰？懲罰就是狠狠地揍你。懲罰就是當你犯了規，別人給你的打擊。我記住了這次懲罰，一生都想著這次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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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一、二年級留在記憶中的碎片，大多數是和豆芽是和山野河流貓狗鳥雀有關。當我在成年以後和小學的某些同學坐在一起喝酒閒聊，聽他們大段大段地背誦日月水火山石田土，背誦那些我毫無印象的課文時，我曾經為我的記憶力之差悲哀過。的確，我甚至都不記得我肯定學過的拼音，以致我開始用電腦寫小說時，不得不請我的兒子給我補課。兒子對我說，爸爸，我理解你，你們那時候能學到什麼呢？文化大革命嘛！我說，胡扯！我是六五年上得小學，那時候文化大革命還沒開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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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來你也許不大相信，從小學一年級直到五年級，我和豆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