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王竹英提供的地址，李章成多次去信與她的弟弟聯絡。1984年，終於可以回國同親人團聚的王竹英非常同情庫區移民的遭遇，臨行前，她準備將苗福群的“秘書”聶小二收為養子，讓其到日本學習、深造，回國後繼續為移民返庫的事情進行工作。只是因為時間關係，未能給聶辦好護照等出國手續。
18、馬湖會議
幾年後，中國政治氣候的變化再次引發被控制已久的返庫風波——1978年，中國出現的家庭承包經營為主的農業生產責任制和集體統一經營與農戶分散經營相結合的農業經營管理體制，打破了“****所有，隊為基礎”的統一經營模式。同時，實行政社分設的重要改革，重新建立鄉政府作為政權的基層單位，在村一級建立了農民群眾自治組織——村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下設村民小組，分別管理本村、組範圍內的各種社會事務。經過改革，農村人民公社的體制發生了根本的變化。
從此，農民走進了希望的田野。土地使用權的鬆動、擴大再次喚醒了移民對故土的渴求。他們的心思又飛向了庫區那片沃土。
然而，就在他們對渭河平原那一大片廣袤的土地魂牽夢繞之時，新的土地佔有者卻在他們“搬遷”之後不斷湧進了移民們曾經的家園。
作家冷夢對新的土地佔有者湧入併吞噬三門峽庫區那片土地時的情景作了生動的描述：
第一批到來者，是庫區周圍的社隊。當黑油油的廣袤土地裸露在他們眼前，視土地如生命的農民不可能不動心。他們來了，像是武工隊或者游擊隊，趕著牲口，犁開這片土地，撒下麥種，收穫的季節便理直氣壯地割麥秋收。移民們匆匆遷走後，丟棄在荒蕪土地上的磚瓦木料，成了他們順手牽羊的戰利品。對這些庫邊隊農民來說，拉上一車磚算一車磚，收上一季莊稼算一季莊稼，因為他們心裡清清楚楚，這片土地並不屬於他們，他們只能零零星星的、膽怯的，或者說鬼鬼祟祟地撿點便宜撈點好處。當然，如果可能的時候，比如說，地界恰好與移民的土地相毗連，他們也會毫不猶豫地、偷偷摸摸地向前推進，蠶吃桑葉般地蠶食一部分土地，此後便堂而皇之據為己有了。
再來者，可不那麼膽怯了。
毛澤東發出了“大辦農業”的偉大號召，百萬畝關中沃野的荒蕪正好成了新佔有者大顯身手的場所，一支支“墾荒隊”進駐庫區，最鼎盛時期，這裡有五十多萬畝土地隸屬於209個單位。這209個新主人絕大多數是國有性質的企事業單位，他們有著與國家利益的一致性。既然這片土地是共和國所有，那麼國家的土地國有單位耕種便是順理成章的事情。因而他們的佔有是理直氣壯的。
後來隨著歷史的衍變，一些小農場撤銷，一些合併，最後形成三大農場：沙苑農場、朝邑農場、華陰農場。三大農場均國有性質，共佔地三十多萬畝。此外，還有機關、社隊的78個小農場。
如此眾多的地方上的大小農場，也並沒有耕種完這麼一片廣袤土地。軍隊開始介入。
“文化大革命中”，駐陝的地方部隊、隸屬於中央軍委的各兵種、軍事科研單位以及野戰軍部隊，都不約而同地將目光投向了這片閒置下來的土地。軍隊是人民的子弟兵，子弟兵耕種自己祖國的土地父母的土地似乎也是一件無可厚非的事情。於是，各種番號的部隊一支支、一隊隊浩浩蕩蕩開進陝西三門峽庫區。軍隊也形成三大農場：蘭州軍區華陰農場和雨林農場，蘭州空軍大荔農場，共佔地十六萬多畝。另有四個靶場：蘭州軍區空軍轟炸靶場、兵器工業部五一靶場、國防科工委華陰試驗場和朝邑試驗場。除此之外，還有三四十家部隊小農場……
當時的情況非常奇特，據大荔縣委某書記回憶，“文革”中，大荔縣政府癱瘓，以縣武裝部長為首成立了“大荔縣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