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證據”，最好的例子就是報紙非常擅長預測電影和劇院的演出時間表。瞧，我昨天預測太陽今天會升起，而它真的升起了！
消極經驗主義
不過，有辦法解決這種無知的經驗主義。我的意思是，一系列證實性事實未必是證據。看見白天鵝不能證明黑天鵝不存在。但有一個例外：我知道什麼論點是錯的，但不一定知道什麼論點是正確的。如果我看見一隻黑天鵝，我可以確定並非所有天鵝都是白的！如果我看見有人殺人，我可以非常肯定他是罪犯。如果我沒有看見他殺人，我不能肯定他是無辜的。同樣的道理適用於癌症檢查：發現一處惡性腫瘤證明你有癌症，但沒有發現腫瘤不能讓你得出沒有癌症的確定結論。
我們可以透過負面例子而不是正面證據接近真相！對觀察到的事實制定通用法則是具有誤導性的。與傳統智慧相反，我們的知識並不能透過一系列證實性的觀察結果得到增加，就像火雞的例子一樣。但有一些事情我持懷疑態度，另一些事情我卻可以確定。這使得觀察結果具有不對稱性。實際情況並不比這更復雜。
這種不對稱性具有很強的實際性。它告訴我們不必成為徹底的懷疑主義者，只需要成為半懷疑主義者。實際生活的微妙之處在於，在決策時，你只需要對事情的一個方面感興趣：如果你需要確定病人是否有癌症，而不是他是否健康，你可以滿足於否定性推理，因為它能夠向你提供你所需要的確定資訊。所以，我們能夠從資料獲得許多資訊，但不像我們期望的那樣多。有時大量資訊會變得毫無意義，而少量資訊卻具有非凡的意義。確實，1 000天並不能證明你是正確的，但1天就能證明你是錯誤的。
黑天鵝 第五章（4）
提出這種單邊半懷疑主義觀點的是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在我寫下這些文字時，他的一幅黑白照片就掛在我書房的牆上。這是我在慕尼黑從散文家約恆？韋格納（Jochen Wegner）那裡得到的禮物，同我一樣，韋格納也認為波普爾是現代哲學家中“代表一切”的人物—嗯，幾乎代表了一切。他的著作是為我們寫的，不是為其他哲學家寫的。“我們”是指現實決策者，他們相信自己受不確定性制約，並且認為弄懂如何在不完全資訊條件下采取行動是人類最高和最緊迫的事業。
波普爾針對這種不對稱性提出了一項重大理論，其基礎是一種叫做“證偽”的方法（證明某事為錯誤），旨在區分科學與偽科學。人們立即開始針對這種方法爭論不休，儘管它並不是波普爾思想最有趣和最具原創性的部分。這種關於知識不對稱性的思想非常受實踐者的喜愛，因為他們對它的感受很明顯，它就體現在他們的工作方法中。哲學家查爾斯？桑德斯？皮爾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像有些藝術家一樣，在死後才獲得敬重。
當然，“證偽”，也就是確定地指出某事是錯的沒那麼容易。測試方法的缺陷可能導致錯誤的“錯誤”結論。發現癌細胞的醫生可能使用了有缺陷的儀器，導致視覺錯誤，或者他可能是一個偽裝成醫生的使用鐘形曲線的經濟學家。目擊犯罪的證人可能是喝醉了。但事實仍然是，你知道某事是錯的比你知道某事是正確的有更大的信心。並非所有資訊都有同等的重要性。
波普爾引入了猜想和反駁的方法，具體是這樣的：提出一個（大膽的）猜想，並開始尋找證明猜想錯誤的事例。這是除尋找證實性事例之外的另一種方法。如果你覺得這很容易，你會失望，只有很少的人天生有能力做這件事。我承認我不屬於其中之一，我並非天生有這種能力。
數到3
有見識的科學家已經研究了我們尋找證據的天生習慣，他們把這種易於犯證明錯誤的傾向稱為“證實偏差”。你可以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