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個孩子：奧爾的老三是閨女，馬克的老三是小子。“那是一次意外，天哪，其實兩個就夠了，真難為情。”馬克搖著頭說。他的妻子簡恩也來自歐洲，愛爾蘭鄉村女子，衣著講究而得體，半點不像農民，但比中國的農民還要老實純樸，每在馬克的展覽酒會上跟我要支菸抽，為的是躲到一邊獨自安靜。西方電影盡是婚變情變，以我交往的寡陋，卻每每遇到伉儷情深的美國夫妻。
馬克總讓我想起中國叫做“模範青年”的那麼一類人物，他相貌端正、態度謙和——在我的記憶中，五六十年代的中國大學生和知識分子倒還頗有那份相似的型別。怎樣的型別呢，就是一派自信而無欺，不曾被侮辱過的神情，待人接物不知何為虛與敷衍。用老話說，馬克是個十足的書生。他永遠沉思著談論問題，偶一笑，即刻收斂，又復沉思。他很少一味談論自己，不搶人話頭，表達意見坦率而審慎。議論稍久，他會忽然停住：“哦，我想我說得太多了，你怎樣認為？”
他有時簡直害羞。當他將某件剛完成的畫翻過來給我看時，面頰就微微地紅起來。
但這迂闊的性情同馬克戲謔的畫旨作對比，乍看之下兩不相諧：一頭牛被牽到油畫面前；一位電視主持人用話筒伸向埃及獅身人面石像作採訪；好多架上畫家在對著原子彈的蘑菇雲寫生；又有兩個文人在字片語成的懸崖絕壁邊緣扭打。1985年我在惠特尼雙年展前廳看到這幅畫，不曉得其中之一就是法國人德里達。什麼意思呢？全看明白了，全不懂。然而一定有所指，有用意，而且分明是利用了我們的無知和有知，或者說，我們的有知在這些畫前一時變為無知：觀眾被耍了，同時又似乎被邀請聰明起來——作者想必是個老奸巨猾的傢伙，臉上帶著一抹杜尚式的微笑：很有所謂，很無所謂，結果呢，結果是那麼正派的一個馬克·坦希坐在酒吧檯子邊上很老實地等著我們。
說到杜尚，那夜酒館所在的下西城六大道十三、四街一帶，就是布勒東、曼·雷、恩斯特、馬松、杜尚，還有列維…施特勞斯一夥人二戰期間流亡來美長年居住、聚會的地方。
我們最初的來往被馬克弄得太鄭重了一點。他甚至來過兩三次信箋，為約會，或為約會的改期。在同一城市，在當代，他不打電話而寫信寄信，實在是古風久違。但和馬克的面見談話，可把我苦得連中文也糊塗起來。諸如結構、解構、隱喻、修辭等等一大堆辭令，都是他耐心地從我帶去的小字典上翻尋指示給我的。可是當這些詞混在他連串的句子裡，我又迷惑了。他呢，奇怪的是他從來就只當我是懂得的，不虞深淺往下說。假如正在講我的畫，我說，我沒聽懂，他就認真地說，不，你已經畫出來了，我懂。
每次同馬克長談都讓我覺得疲憊而滑稽：如果是三岔口，也還有趣，可我們只是兩人相對。“要是我會中文就好了。”他常這樣回答我的歉意。
很久以後我才明白我們彼此是“懂得”的——原來馬克也需要同志、知己，需要有人傾聽，並談論繪畫和所謂觀念藝術之間那麼一些似有似無的可能性：那是他不放棄畫布，又沉溺在觀念中的兩棲性格和雙重挑戰。他一再強調他的成功只是80年代後現代繪畫中極個別的例外，重要美術館的承認和收藏，他僅歸因於運氣。他用自嘲的語氣說“運氣”兩個字，但他以顯著的憤怒講到“前衛藝術”，這時他的眼睛會往下看著某個角落，彷彿前衛藝術就蹲伏在那兒：“我討厭。我討厭他們的態度：‘你們都錯了，我們才是正確的，我們永遠比你們正確’。”一邊說著，他就用皮鞋作出盛氣凌人式的那麼一踢，好像前衛藝術家真踢過誰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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