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愛護備至。平常在他的公館裡，他接待同學，像接待客人一樣，在學校裡，他會在背後拍拍同學的肩膀，問一聲訊，或是談幾句話。
1926年，“三·一八”慘案發生後，蔣夢麟、傅斯年、魯迅、周作人、林語堂、朱自清、聞一多等都以不同方式表達了憤慨。多年後，傅斯年遇到了鹿鍾麟，特地走到他的面前說：“從前我們是朋友，現在我們是仇敵，學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殺害了他們，我還能沉默嗎？”
“一二·一”慘案發生後一週，傅斯年由重慶來昆明，處理聯大師生的罷課事件。傅斯年一下飛機，見到關麟徵第一句就是：“你殺了我的學生們，比殺了我的兒女更讓我心痛。”
傅斯年任臺大校長後兩年間，因學力、教學水平低而被解聘的教授、副教授多達七十餘人。但出身貧寒的他始終對下屬有顆仁慈而悲憫的心，他明白一些大學教授被解僱後可去之處甚少，其中被他解聘的幾位教師生活特別窮困，他又充滿人情味地動用多方關係，把他們安置到臺大圖書館，並續發了一年的聘書緩解他們的困難。
在臺灣大學時，作為一校之長，傅斯年的原則是答覆政府公文可以讓秘書那廉君代筆，但學生們來信他都是親自動筆回覆，以示對學生的尊重。
傅斯年的妻子俞大綵回憶說：傅先生在臺大，“常在中午返家時，偕我到各宿舍探視，並檢視學生的伙食”。傅先生每次一進餐廳，“男生必高呼歡迎校長，女生則擁到他身旁”。
1950年，傅斯年去世後不久，衛生署一人將一副眼鏡送到傅家，告訴俞大綵說是傅先生託他在香港為某學生配的。原來，傅斯年為了發掘高才生，在臺大舉行作文比賽，由他親自出題閱卷。一日，他回家興奮地告訴夫人，自己看到一篇好文章，約作者面談，果然文才非凡。但這學生家境貧寒，患深度近視而不戴眼鏡，問他為何，該生默然不答。這名學生拿到眼鏡後，含淚長跪在傅斯年墓前。
【率真】
傅斯年的舊學功底十分紮實，早年最喜歡唐代李商隱的詩，後來又痛罵李商隱是妖。羅家倫就問他：“當時你喜歡李商隱的時候怎麼不說他是妖阿？”傅回答說：“那個時候我自己也是妖！”
1920年，《新潮》曾發表了傅斯年的一篇文章，他在文中寫的是留學歐洲途經上海的觀感。這篇文章發表後引起上海人，特別是上海籍男人們的反感與抵制，認為傅斯年醜化了上海人。傅斯年這樣寫道：
“在上海住的時間很短暫，沒得什麼益處。但見四馬路一帶的‘野雞’，不止可以駭然，簡直可以痛哭一場。社會組織不良，才有這樣的怪現狀；‘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我覺得上海有一股絕大的臭氣，便是‘好摹仿’。請看上海話裡，一切名詞多是摹仿的。不直陳其事，而曲為形容，拿甲來替代乙，拿丙來比喻丁，其結果無非令人肉麻罷了。至於行動的摹仿，更不要說。從摹仿‘倉聖’，以至於模仿‘洋崽子’，雖等差不同，要都是摹仿。良家婦女摹仿妓女的衣服，良家子弟再摹仿良家婦女的衣服，或竟直接摹仿妓女的衣服。”
北伐勝利之後，傅斯年等幾人在在蔡元培先生家中吃飯，有幾個同學都喝醉了酒，蔡先生喝得更多，不記得如何說起，說到後來傅斯年便肆意亂說了。他說：“我們國家整好了，不特要滅了日本小鬼，就是西洋鬼子，也要把他趕出蘇彝士運河以西，自北冰洋至南冰洋，除印度、波斯、土耳其以外，都要‘郡縣之’。”蔡先生聽到這裡，不耐煩了，說：“這除非你做大將。”
1927年，時傅斯年在廣州中山大學教書，是系主任，又是院長。一天他和別人吵架，吵完後找到他的朋友羅家倫和何思源等人，一見面就把皮包往地上一摔，一屁股坐到地上，撒潑、張嘴大哭，非要他們幫他去打架出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