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帽子。
這也是關卓凡為什麼對言路又打又拉，巴掌紅棗，恩威並施，不遺餘力之緣故——必須徹底降服這班“讀書人”，縱然不能使之成為近代化建設的助力，也決不允許其拖“改革開放”的後腿！
總之，歷史上的慈禧，推行洋務和新政，不夠堅決徹底，根本原因是她缺乏基本盤，面對保守派的反對，沒有堅持到底的自信心，不能不在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間來回搖擺，虛與委蛇。
現在，慈禧認為有了自己的基本盤了，且是最強大、最堅固的一塊基本盤——軒軍！由此，她對保守反對力量的顧慮，會大大減低，接下來，關卓凡力推新政，她給與的支援，會遠比原時空的堅定、持久，此中意義之重大，不言可喻。
慈禧對關卓凡和軒軍的信任的加強，還為關卓凡解決了一個重大的麻煩，同時帶來了一個重大的機遇——她樂意關卓凡同時迎娶榮安公主和敦柔公主。此舉不但解開了關卓凡、慈禧、慈安三人之間一個原本看似無法開啟的死結，進一步夯實了三人同盟的根基，同時，同時——
呃，那是以後的事兒了，暫且按下不表吧。
收服玉兒，也是天津之行的一個重要收穫。玉兒的作用，不僅僅是關卓凡在聖母皇太后身邊放上了“自己人”，多一個人替他說好話，多一個人為他通風報信，還在於，還在於——
呃，那也是以後的事兒了，也暫且按下不表吧。
只是這個小姑娘猶如朝花著露，水靈鮮嫩，光彩迎人，關卓凡每次想到慈禧原本是將她給了自己的，便心癢難搔。可是，這朵花，註定只能看，不能摘，嗯，可是夠鍛鍊意志力的呀。
天津之行，關卓凡最後一個重大收穫，是“引蛇出洞”，引出了“恭惇聯盟”——這支最強大、最重要的反對力量，併成功地把對方引進了一個事先挖好的大坑裡。
關卓凡籌劃天津之行的時候，就不排除天津之行期間，北京可能生出些什麼么蛾子。這非常符合政治鬥爭乃至政變的一般路子：出征或巡行在外的時候，後院起火，對頭在京城發動變亂，奪取政權，然後發詔，宣佈外邊的那位是“叛逆”。
當然，政變是不可能的，除非有人腦子真的燒壞了。
有能力發動政變的，只有恭王一人。先不說恭王還有沒有勇氣再做這種事情，也不說文祥、曹毓瑛這班“恭系”大將，還願不願意跟著他鋌而走險，單在技術上，政變就沒有可行性：慈禧和關卓凡在一起，“同道堂”的印章，慈禧當然是隨身帶著的，詔書上若沒有慈禧的“同道堂”，只有慈安的“御賞”，就是偽詔，就沒有合法性。
就是說，想師祺祥故智的人，拿不到“大義名分”。
至於實力對比，就更不用說了。恭王不直接掌握軍隊，帝國最強大的軍隊，牢牢掌握在關卓凡手裡。而且，北京城下，有一支吳建瀛部虎視眈眈；天津距北京，急行軍的話，亦不過兩三日的行程。
政變不可能，但對頭以為可以“趁虛而入”，搞點什麼別的古怪出來，還是有可能的。
果不其然。
關卓凡嚴陣以待，迄今為止，惇王方面，已一一成擒。
打倒惇王，意義並不在於“搬開改革路上的絆腳石”。政治上，惇王的分量並不重，他的政治立場雖然偏保守，可別說在政壇上了，即便在旗人和宗室內部，也談不上是“保守勢力的總代表”。
惇王的價值，在於他的身份：先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