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派到香港來指導處理廣州起義善後工作的代表李立三，以“左”的面貌，對負責廣州起義的主要領導者黃平、惲代英、周文雍以及葉挺等大興問罪之師，指責他們犯了“盲動主義”的錯誤，是在搞“軍事投機”。給葉挺定的罪名是“表現消極”。要實行“嚴罰主義”，要嚴加追究每一個個人的責任。於是乎，有的被“開除黨籍”，有的“留黨察看”，有的被“撤職”，給葉挺的處分是“留黨察看六個月”。 躺在病床上的葉挺聽說後猛地躍起身來，有些跌跌撞撞地向院子裡走，一不留神右腳碰在臺階一側的一個花盆上，身子險些被絆倒在地上。他咬緊牙關站穩身子，眉宇間頓時擰成一個疙瘩，一口丹田之氣提到前胸，猛地飛起一腳將那個花盆踢出足有一丈開外。那個花盆無辜地**著，打了幾個滾兒，最後哀叫著“叭嚓”一聲摔了個四分五裂，碎片狼藉地訇然散落了一地。 隨之，葉挺晃了晃身子，不由自主地蹲在地上，“哇”地又吐了一口鮮血。但他又咬牙站起身子，胸口急迫地喘息了一陣兒，臉上虛汗淋淋，蒼白中泛著一絲病態的紅暈。 在客廳裡抱著兒子的李秀文看到整個情景，急忙奔到院子裡，站在葉挺身旁，嘴唇痛苦地哆嗦了幾下，想說什麼又強行忍住了，眼裡噙著淚花。她知道葉挺在花盆上宣洩憤怒是為了什麼。為此她曾幾勸過他，要他想開點，歷史上蒙受不白之冤的人物比比皆是，如因放逐而賦《離騷》的屈原，兩次變法奠定秦國雄基偉業最後卻被貴族誣害而遭到五馬分屍車裂而亡的戰國時期的政治家商鞅，遭宮刑而修《史記》的司馬遷，以“精忠報國”為世人垂範而高吟“還我舊山河，朝天闕”、奮力抗金卻被奸佞秦檜陷害的岳飛，以《正氣歌》為世人傳唱、被敵軍威迫利誘而寧死不屈卻遭到國人害死的文天祥，以及明末皇帝崇禎中皇太極反間計降旨被凌遲處死在北京菜市口的抗清名將袁崇煥，等等。可是倔強的葉挺就是咽不下這口怨氣，總認為自己對革命忠心耿耿，肝腦塗地，黨中央派來的代表下車伊始，也不做具體的分析研究，而是主觀武斷，興師問罪，實在是嫁禍於人。 實際情況正如李秀文對葉挺的判斷，葉挺的確認為以李立三為代表的“特派員”們對他的處分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他一次又一次地捫心自問：葉挺，你自從加入共產黨，成為革命軍的一員，無論是消滅“神打團”，還是擔任北伐先鋒，以至於南昌起義和剛剛進行的廣州起義，那一件都是黨的指派，都是黨交給的任務，不論是槍林彈雨還是離妻別子，你三心二意過沒有？你計較過得失沒有？沒有！半點都沒有！那麼，對武裝起義的“消極”又意味著什麼？是牴觸？是懈怠？是躲避？是陽奉陰違？是革命覺悟低？還是貪生怕死？！想我葉挺自18歲進入軍校，如今已是32歲，軍旅生涯一十四載，現在也算半世英名，怎料今天卻被戴上對革命鬥爭“消極”的帽子，還受到“留黨察看六個月”的處分，這與當“逃兵”有什麼區別？半生的英名豈不毀於一旦，從而被世人輕蔑、鄙夷和嘲諷。我縱然渾身都是口，就是跳到黃河也洗不清呀！ 葉挺陷入這種心緒之中，能不鬱悶和憤憤不平麼？ “希夷，聽說廣州派了不少特務，要抓你，我看你先到南洋躲躲吧。”賢惠而通達的李秀文知道再講寬心的話對葉挺作用不大，靈機一動便想出從安全的角度動員他去新加坡。 “能躲過初一，還能躲過十五！”葉挺怒氣未消地說。 “先躲一陣兒再說，出去也好看看大哥秩平，正好和親戚朋友們聊聊天，調理調理身子。到時候如果國內的時局還是這樣，你就去歐洲。你不是早就想有機會再到莫斯科去看看嗎？”李秀文淺笑輕顰，款語溫潤，似春雨如酥。 “我走了，那你們怎麼辦？”葉挺扭過頭來看著李秀文，提問的語氣顯然情緒緩和了許多。 李秀文“撲哧”一樂：“你這幾年都是天馬行空，你哪次回來我們都安然無恙，什麼時候叫你牽腸掛肚過？” 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