點的教授都是從千軍萬馬中殺出來的，本人也不知道經歷了多少競爭，訓練學生的學術能力還是手到擒來的，二本的研究生導師稍微困難些，但只是安排訓練的話，還是沒有問題的。
如北大清華之類的頂級大學的教授和研究員就更厲害了，進行多年的“長江學者獎勵計劃”和“千人計劃”雖然備受詬病，但也確實為後進的中國引進了大量的海外牛人，這些人在世界範圍內或許不一定是頂級的，可相對於中國本土近親繁殖出來的學者而言，也算得上是一縷新鮮空氣了。
但在80年代，那就完全不是這麼回事了。算年齡，如今的40歲左右的副教授，50歲左右的教授堪稱年輕了，但40歲的人在40年代出生，50年代讀書，60年代讀大學，那個時候，教學秩序已經徹底被打亂了，究竟能不能學到本事，或者說，究竟能不能接觸到世界最先進的科研進展，基本全憑自學，效率低下。
五六十歲的教授的經歷也很困難，他們二三十年代出生，在戰爭年代長大、讀書，接著就面對建國之初百廢待興的局面，在專業技術方面，這些學者得到了充分的機會，無數的新建工廠，技術改造，修橋鋪路等方面的工作，讓差不多的大學生都有獨當一面的機會。然而，基礎科學並不只有技術，而學術的高要求往往更隱蔽，等他們打牢了基礎，人到中年，開始煥發學術春天的時候，學術土壤已經酸化了。
現在的北大，好一點的教授，如唐集中之流，讀書的時候去西南聯大，建國後訪問蘇聯，又在過去十多年裡維持著起碼限度的科學研究，這才能勉強留在世界主流科研世界裡。
不能堅持的，沒能力自學的，或者運氣不佳的，大多數只能在國內的科研小圈子裡玩了，偶爾做一點世界一流國內空白的重複性研究就沾沾自喜。
如果是文史地理這種埋故紙堆的研究，數學物理之類的純理論研究也就罷了，生物這種用錢堆出來的自然科學，永遠只能給少數人以機會，貧窮的中國如此，富裕的中國如此，金山銀海的美日歐亦如此。
至於劉院長之類的政工幹部，判斷論文好壞，差不多就靠數頁數了。
只有少數十幾名教師或研究員，能夠認真的將楊銳的論文讀下去。
這也就是在北大了，換一個地方院校的生物系，說不定連訂閱《cell》的錢都能省下來，反正也沒人看，還不如多訂幾份《人民日報》使人開心顏。
楊銳沒什麼壓力的坐在了桌子上，論文已經發表了，對他來說，最困難的部分已經完成了，剩下的只是錦上添多少朵花的區別了。
此時的五四籃球場，氣氛開始變的怪異起來。
一方面，才結束不久的籃球賽，釋放了大量的荷爾蒙和臭汗，留下了心情尚未平復的數百名學生和激盪的氣息。
另一方面，被桌椅板凳圍起來的空曠籃球場被好奇的人群填補了起來，人挨著人，人擠著人，卻安靜的像是在考試似的。
儘管剛剛還在為肌肉的力量而歡呼雀躍，但歸根結底，學生們最信奉的還是腦力。
北大學生都是知識的獲益者，如果有一宗知識神教，那北大學子即使不是狂信徒，也是虔誠的信眾。
沉默的環境不僅不讓人難受，反而激起了學生們濃烈的好奇心。
“能給我一本看一下嗎？”一名學生擠了進去，打破了寂靜。
“胥岸青？恩……這裡還有一本。”楊銳將單行本塞給他。
胥岸青輕輕道了聲謝，垂頭細看。
籃球場重歸寂靜，只有風掃過球場的沙沙聲。
像是富教授一樣，胥岸青也想知道雙方的差距有多大，他迫不及待的翻開論文，目光凝視了幾秒鐘第一作者和通訊作者“rui…yang”，繼而就快速看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