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子楚王司馬瑋去接管荊州。晉武帝始料未及的是楚王很快捲入政治傾軋死於非命，荊州軍事大權幾經易手，最後落到新野王司馬歆的手中，可謂所託非人。
新野王成為封疆大吏純屬偶然，他是扶風王司馬駿的兒子，血緣上離趙王司馬倫比較近，因此得到趙王重用。趙王篡位，新野王被派往鎮守荊州，實際上他的才幹不足以勝任這一要職，史書上說他“謹身履道”“以孝聞”，沒有治國的才能，是個優柔寡斷的庸才。這種人在太平歲月尚且可以濫竽充數，一逢亂世就原形畢露了。
齊王起兵，新野王作為馬前卒，與齊王一同挺進洛陽，齊王投桃報李，給新野王加官進爵，進一步鞏固他在荊州的統治；後來齊王遇難，長沙王上臺，新野王擇木而棲，跳向最粗壯的枝頭，頻頻向成都王示好。長沙王對此十分不滿，但是他勢力單薄，對新野王無可奈何。
就在新野王對成都王暗送秋波的時候，益州叛變越演越熾，終於溢位蜀中，蔓延到了荊州。荊州的太平日子到頭了，一個懦弱無能的統帥率先遭遇了這個動盪不安的時代，這是新野王的不幸，也是全天下百姓的不幸。
叛亂源起於惠帝的一道詔書。
太安二年初，長沙王發現平定蜀中叛變僅憑羅尚孤軍奮戰是難以奏效的，於是定下向其他州郡借兵助剿的方策。本章第二節惠帝派遣宗岱、劉沈入蜀的兩道詔書，即是這一方策指導下的產物。
宗岱入蜀之後，蜀中戰局煥然一新（雖然只是曇花一現），長沙王一高興，就讓惠帝又下了一道詔書趁熱打鐵。這道詔書的內容是向荊楚江揚諸州招募義勇，作為後繼部隊到益州助剿。這道詔書是壬午日簽發的，因此史稱“壬午詔書”，這道詔書惹下了滔天大禍。
“楚風彪悍”是史上有名的，魏晉時期長江中下游的荊楚江揚一線又是多戰之地，民風勇武好鬥，又因為歸附未久人心思故，所以更加易動難安。孫吳滅亡之初，就有吳人多次試圖復辟，如武帝太康三年九月，“吳故將莞恭、帛奉舉兵反，攻害建鄴令，遂圍揚州”；太康八年“冬十月，南康平固縣吏李豐反，聚眾攻郡縣，自號將軍。十一月，海安令蕭輔聚眾反。十二月，吳興人蔣迪聚黨反，圍陽羨縣”。
這些復辟雖然都失敗了，但是影響不小。當時孫吳故土流傳著這樣的童謠：“局縮肉，數橫目，中國當敗吳當復”、“宮門柱，且當朽；吳當復，在三十年後”，還有“雞鳴不拊翼，吳復不用力”。這些鼓吹孫吳復興的歌謠能夠產生並且廣為傳誦，說明當地平靜的外表之下，潛伏著許多洶湧的暗流。晉武帝臨終特地在長江中游、下游設立兩大軍事重鎮，派出兩個皇子鎮守，也表明了他對此處的重視與擔憂。
時光荏苒，隨著距離孫吳滅亡越來越遠，對於故主的依戀與追思也被時間磨損得越來越淡，但是不安分因素依然存在，新的讖言又產生了，這一次有人預測：“當有帝王，興於江左。”
所以此地本該是鎮之以靜的，但是長沙王此時已經無計可施，只好飲鴆止渴。別處的都督長沙王都招惹不起，不得已，只好撿新野王這個軟柿子捏，而當時都督揚州軍事的劉準也是個軟柿子。
詔書下達之後，新野王與劉準果然不敢違抗。阻力來自民間，當時沒有人願意背井離鄉跑到遙遠而陌生的益州去打仗、送死，義勇根本招募不起來。但是這種反抗早在預料之中，“壬午詔書”責令各郡太守強行拉壯丁，並且督促士卒儘快上路，凡在轄境內逗留超過五日，二千石以下官員就地免職。
欲速則不達，催促過嚴效果適得其反。各地太守、縣令為了保住官銜，都親自出馬拉壯丁，然後像押送囚犯一樣將他們驅逐出境。那些被強行徵募計程車卒半路上紛紛逃亡，絕大部分落草為寇，許多百姓為了逃避戍役，也紛紛逃亡，其中相當一部分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