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
“你知道？”
“安德烈·戴維斯告訴我的。”
“哦。”
“你還想告訴我什麼？”
“沒什麼。”
“你想告訴我，FBI跟他們打了交道，令他們非常反感？”
我看著他。原來你全是裝的——你假裝不知道FBI先一步插手了這件事。
“我並不知道FBI先一步已插手了這件事。但我可以推斷，FBI一旦插手，該不該攪和的，他們都攪和得差不多了。所以我斷定你的房東煩死了他們。”
“沒錯。FBI把我房東的尿都快煩出來了。”
他的臉頭一次出現了有一定幅度的表情。他這表情大致可以被解讀為驚愕；為我這樣素素淨淨、斯斯文文吐出如此不雅的字眼驚得舌頭堵在了兩排被矯正得十分完美的牙齒之間。假如他的牙齒不那麼整齊潔白，他的面孔可能會多一點表情，多一點活力。
“你會什麼時候給我的房東打電話呢？”
他看著我，自認為他自己有副意味深長的樣子。“沒準我不打電話。換了我，FBI也會把我的尿給煩出來。”他慢條斯理，像是要跟我賽一賽，看誰把粗話講得更雅，誰能在講這類時尚髒話時更時尚，更酷，更是眼都不眨。他誤認為我跟一般美國人一樣，到了交換髒話的地步，就等於知心了。他以一種哥們兒的口氣說：“放心，你和戴維斯一點問題也沒有；FBI瞎摻和，我的上司會給他們顏色看的。”
我眼裡肯定浮現出狗一般的信賴目光。我拼命把這副目光留住，看著他不緊不慢將攤散的紙張歸攏，在茶几上跺跺齊，塞進皮包。他要我看他多麼煩這份差使，屎都快給煩出來了。他這樣耐得住如此巨大一份煩，純粹為了餬口。他還讓我看出，他多麼理解我在忍受他，任他把我煩夠。他動作的鬆垮和疲乏還讓我明白，我和安德烈真不嫌煩，好好的非鬧出這麼一場戀愛，害得多少人陪著煩。
我拿出行動電話，想跟牧師太太打個招呼：國務院安全部萬一去她那兒打聽我是否拖欠房租，請她撒個善良美好的謊。我撥到最後一個號碼又忘了我剛剛打好的腹稿，只得按斷電話，重新組識句子。可電話撥通我又覺得不妥，年輕的牧師太太祖祖輩輩純真到今天，我怎麼可以教唆這樣的女人撒謊？我通常一不留神就撒謊，多半是沒惡意的，往往是為別人和自己行個方便。因為一旦說開真話難免觸到自己或別人的痛處，難免讓自己把別人看得太透或讓別人把自己看得太透，難免費許多力氣、口舌才能最終說到究竟上，最終說出個是非來。像我這樣沒時間沒精力因而對事情的究竟早已不計較，對絕對的是與非早就失去信心因而在大小是非上都變得馬虎的人，說謊早已不存在任何動機；說謊在於我是自然而質樸的，那就是對於省事省力省時的貪圖。而我不能拖著年輕純潔的牧師太太，讓她為我的謊言做伴。我不能對她這樣灌輸：沒有一份真實是絕對的；有時謊言是善良而美好的，正如真實有時相當兇殘。在我發現母親跟關押父親的軍代表之間有了層曖昧關係時我瘋狂地渴望瞭解真實。而在這位軍代表對父親開恩，父親突然獲釋的那天，我開始懂得謊言的美好。我是惟一知道我的母親和軍代表之間那樁醜惡交易的人，也是惟一懂得母親愛父親愛到何等程度的人。那時我六歲，從此我心裡有了一個有關母親深戀父親的黑暗、溫暖的秘密。六歲的我發誓說盡天下謊言，來殺死一個最兇殘的真實。我想我比母親自己更瞭解她的感情世界，她對父親的咬牙切齒、恨聲恨氣全是謊；她對劉先生的綿綿懷戀也全是謊。兇殘的真實，就是她無望地、身不由己地投入了一場殊死愛情；它就發生在許多許多年前，那位李師長跟那個美麗的小看護目光頭一回接上火的剎那。
此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