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八次看手錶時，已經六點過十五分。餐館的規定是十五分鐘的遲到就罰一小時工錢。一小時是五元錢。離還清房租的目標，我又增添了五元錢的渺茫。�
星期三半夜我從餐館回到牧師家裡，看見我臥室門口放著一個信封，上面是安德烈的筆跡。我抬起信封，感覺它的分量，一張機票的分量。
星期五我上完五點的課就直接去了機場。飛機還有五個小時起飛，我早早地到這裡是因為怕餐館打烊後我必須乘計程車到地鐵站，以免獨自趕十五分鐘夜路。那不是一般的夜路，據說那段路平均十米就站著或臥著一個醉鬼或乞丐。偶爾一次我獨自走那段路去機場，一輛警車在我身後停下，邀請我坐進去，裡面兩個警察見了我就發脾氣，說正是我這樣的冒失者讓他們操心過度，又說上月他們剛逮住個小子，朝女士亮兩腿間的傢伙，像我這樣的亞洲女人也敢走如此夜路，簡直是存心給他們添亂。所以我跟一個女工友調換了工時，一出學校就直奔地鐵站。我有足夠的時間在機場消磨。我走過一家家飯店，眼睛瞟過每個門口的選單和價錢，心想，六塊九角九一份的特價晚餐，你們去敲其他人的竹槓吧。我沒有發現任何一家餐館有我看得上的價位，便走進了書店。
書店的女售貨員正在打電話。我走到一個書架前，按字母順序找到了我下堂課要用的兩本書。書店一共有七個顧客，其中三個擠在新書攤子前，翻的都是同一本書：《來自火星的男人與來自金星的女人》。第八個顧客晃進來，售貨員小姐把電話從下巴與肩膀間取下，請那人把手裡的飲料擱在門外，再來碰她的書。我朝反光鏡裡看一眼，發現我不在它的畫面裡。我翻了一頁書。嫌光線不對，又朝右側挪兩步。這樣書架把我完全擋嚴實了。我扭扭肩膀，活動一番脖頸，任何人看都會以為我讀書讀累了筋骨。在扭動脖頸的過程中，我看見四個角落空空蕩蕩，並沒有攝像機監視我。書店裡一般不設監視裝置，大概因為美國人的閱讀水平逐年下降，書店對書賊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果真有人熱愛閱讀而不惜冒險做三隻手，他們有點兒損失也認了。這將是不小的代價：警方會拘留，會記錄下一個壞名聲，移民局會根據這個壞名聲取消移民資格。
我把一本書塞進羽絨服口袋。心裡相當矛盾：要不要再來一本？那一本比這一本還厚，還是見好就收吧。售貨員小姐已放了電話，幫一位顧客到我身後的書架上找書來了。我不再多想，把第二本書塞進另一個口袋。白色尼龍綢的滑溜程度相當幫忙，書滑進去一點兒障礙都沒有。我抬起頭，突然發現售貨員小姐一雙大黑眼珠正瞪著我。她說：需要幫忙嗎？我想她可真夠損的，什麼節骨眼兒上還逗我玩——要捉要拿直接來嘛。她笑了說：不懂英文？我也笑笑。不笑怎麼辦？她說：你是日本人？中國人？……越南人？我心裡說：隨便吧。她再次莞爾一笑：我們這兒只有英文書，抱歉。她接下去又說了兩句什麼，這個笑容謙恭的印度姑娘。我什麼也聽不見了，只聽得見自己的心跳。
然後我走進廁所，進人馬桶隔間，別上門。我穿著褲子坐在馬桶圈上，等待心跳平息。飢餓這時猛烈向我襲來。我得好好坐一會兒，定定神。我坐在馬桶上從羽絨服口袋裡掏出一本書，第二本卻怎麼也掏不出來。我奇怪當時是怎麼把它擱進去的，擱得那麼順手。
我乘的是一點鐘的“紅眼睛”班機，是機票最廉的一個航班。到達華盛頓是早晨四點半。機艙市道口孤零零站著安德烈，手上拿一枝孤零零的紅玫瑰。是從投幣售花機買的玫瑰，十元一枝。他還是剛被鬧鐘擊醒的臉，看見甬道走出的我猛地又清醒幾分。我眼睛發紅，一看就缺吃缺睡。安德烈判斷著，笑嘻嘻問我：不好玩吧？我知道他指什麼。
他摟著我的雙肩，眼睛機敏，向四周掃一圈。機場空曠得像個荒誕的夢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