鬥爭直接波及到中國。40年代的蘇聯在生物遺傳學方面，曾發生過一場“米丘林學派”與“摩爾根學派”的激烈鬥爭。受官方支援的生物學家李森科講過一句著名的話：“階級敵人永遠是階級敵人，不管他是科學家或者不是科學家”，他認為摩爾根遺傳學說是“反動的”、“唯心主義的”、“形而上學的”，米丘林學說是“辯證唯物主義的”，“米丘林方向是唯一的科學方向”，隨著對摩爾根學說大張旗鼓的批判，蘇聯政府在行政上採取了一系列措施：高等學校開除了一批反對李森科觀點的教授、講師；關閉摩爾根學派的實驗室；取消摩爾根學派在大學的課程；銷燬一批有關書籍；凡不同意李森科觀點的幹部都被撤職，甚至失業丟了飯碗。50年代隨著“向蘇聯學習”的潮流，這一斗爭也傳到了中國。中央###提出：“堅持米丘林方向是學習蘇聯先進經驗的重要組成部分和重要標誌”，《人民日報》發表《為堅持生物科學的米丘林方向而鬥爭》的官方文章，號召對摩爾根學說進行徹底的系統的批判。要求用米丘林生物科學“徹底改造生態學、細胞學、胚胎學、微生物學……等生物科學部門”。這一斗爭也使我國的許多生物學家、遺傳學者受到批判，以至不得不離開自己的工作崗位。這一傾向雖然受到毛澤東主席的批評，但批判摩爾根學說帶來的影響，卻連綿不絕。1952年在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中，“許多教師都檢查了自己對待學習蘇聯科學的態度，……使米丘林學說首先在政治上佔了上峰”。1957年反右派鬥爭中，又有《粉碎右派陰謀，堅決學習蘇聯先進農業科學經驗》的檄文張目，直到1960年，還有人提出：“相信摩爾根就是拒絕世界觀的改造，就是要不要毛澤東思想作指導”110。
蘇聯文化模式與社會主義中國（2）
建國初期在自己毫無經驗，又受到英、美等國封鎖的情況下，提出“向蘇聯學習”的口號有它積極作用的一方面，如引進了一些比較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管理經驗；一定程度的宣傳和普及了馬克思主義的常識；蘇聯文學和電影塑造的人物形象對廣大青少年起了巨大的鼓舞作用，保爾·柯察金、青年近衛軍、馬特洛索夫、丹娘、夏伯陽等英雄形象，激勵了一代人。然而，由於蘇聯社會科學、文學藝術和科學技術發展本身存在著缺陷（如過分和###聯絡在一起），以及宣傳中的過分理想化，引起國內一些知識分子的反感，特別是對“技術一邊倒”的口號，人們很難於接受。如1953年4月14日天津市委在一份反映天津工程技術人員情況的報告中說：有些人“不相信蘇聯的先進經驗和科學成就，懷疑‘技術一邊倒’，……市政工程向王立租（祖？）認為：‘學習先進經驗，那一國有就學那一國的’，‘說是先進經驗，誰知道是不是先進！’中央水利工程處的技術人員公開反對學習蘇聯經驗，硬說修‘布可夫漕’是浪費的事情”111。有些知識分子還從更深層次提出學習蘇聯經驗的問題，這裡，我把清華大學副校長、著名科學家錢偉長在反右鬥爭中作為“反蘇、反社會主義”的有關言論摘錄如下：
“現在蘇聯科學上已經各方面落後了，……拖拉機、汽車生產的質
量還不如捷克。如自動化、電子管等也都落後了。又如連續澆鑄，
1939年我在加拿大時，人家早就用了，而蘇聯現在還只試驗成功。
……我問：‘為什麼蘇聯科學技術會落後呢？’他說：‘由於科學家沒
有發言權；由於過去閉關自守，不重視英美科學技術的資料。……還
有蘇聯的機構制度問題，太集中，在蘇聯要實行一種新的工藝過程，
手續十分繁雜，很不容易，……再有保密制度太死，影響了科學技術
發展，……最有蘇聯高等學校所培養出來的幹部創造性太差，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