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資產階級產生與發展的呼喚者。中國近代知識分子的長處與弱點，並不是某一個階級屬性的翻版，而是中國近代歷史環境、社會總的狀況以及中西方文化交匯的綜合產物。我們應該為首嘗西方文化和科學技術知識禁果的東方亞當與夏娃們，重新填寫“出生證”。
2、 中國近代知識分子產生於憂患與追求的歷史大環境中，具有很強的憂患意識和參與政治的熱情。
中國的知識分子歷來有憂患意識，蘇軾的名句：“人生識字憂患始”，陸游的《病起抒懷》：“位卑未敢忘憂國”，以及顧炎武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等等，充分表達了這一心態。到近代，由於列強的入侵和統治集團內部的腐朽無能，社會危機和民族危機日趨嚴重，整個中國處於風雨飄搖中，許多知識分子懷著強烈的憂國憂民情緒，積極投身政治活動，成為變革時代一支最為活躍的力量。如早期的著名知識分子魏源（1794—1857），鴉片戰爭爆發以後，曾積極參加抗英鬥爭。失敗以後發奮著書，主張變法改革，向西方學習，提出著名的“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口號。他的長篇鉅著《海國圖志》，介紹了世界五大州幾十個國家的地理分佈和歷史政情，總結鴉片戰爭的教訓，探索強國御海之道。該書對中國近代知識分子產生了極大影響，可惜並未得到當權者的重視。牆內開花牆外香，《海國圖志》傳到日本，卻引起強烈反響，政界人士爭相閱讀。1854年至1856年間，日本出版選譯本21種，有的地方還把它當作教科書，以至對日本的明治維新也起了促進作用。梁啟超在其《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勢》中介紹了這一歷史情況：“日本之平象山、吉田松陰、西鄉隆盛輩，皆為此書所刺激，間接以演尊攘維新之活劇”。
另一位著名知識分子鄭觀應（1842—1922），從19世紀70年代起，寫了大量的政論文章，表達了強烈熾熱的愛國圖強思想。我們從他的文章題目即可領略一斑：《論吏治》、《論練兵》、《論水師》、《論商務》、《論稅務》、、《論交涉》、《論船政》、《論邊防》、《論傳教》、《論機器》等等。1893年出版的《盛世危言》，在青年知識分子中引起普遍的注意，直到若干年後，青年毛澤東也是這本書的熱心讀者，並點燃起他的救國救民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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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東方的亞當夏娃重寫出生證（2）
以康有為、梁啟超為首發動的維新運動，標誌著中國近代知識分子正式以群體形式走上政治舞臺，變法失敗以後，不少知識分子摒棄改良主義，積極投入軍事和革命活動，到辛亥革命前，“秀才當兵，已成普遍現象”，辛亥革命參加者張難先在《湖北革命知之錄》中說：“庚子以後，士人多投筆從戎，不以倉頭為恥，甚至累年不遷，亦安之若素。遇有風潮，則易名再入他營。極少以從軍為終南捷徑，借吾黨勢謀飛騰者。所以無營不有知識分子，……不數年間，竟將政府之軍隊，於不知不覺中盡變為吾黨之勢力”（該書第234頁）。據統計，1905年至1907年加入同盟會的會員，出身可考者有379人，其中學生354人，佔93％以上。
3、中國近代知識分子產生於各種新式學校中，具有較強的自主意識和朝前意識。
科舉制度的廢除和新式學校的出現，使許多青年知識分子擺脫了“讀書——科考——做官”的獨木橋，人生之路變得開闊了，許多人開始從事各種自由職業，如教員、編輯、記者、自由投稿人、工程師、醫生等等，人們的命運不再一切由統治者的意志決定，自主意識逐漸增強了。新式學校的學生，擺脫了科舉制度造成的知識結構凝固化，知識陳舊、視野狹窄的缺陷，學習西方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知識，開擴了視野，活躍了思想，不少人具備了朝前意識。從19世紀下半期到20世紀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