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產階級的關係，正如馬克思、恩格斯等經典作家所說，已經完全擺脫了人身依附關係，而是我出賣勞動、你給我工錢的僱傭關係。進入社會主義，人民當家作主，知識分子是人民的一部分，它與工人、農民的關係更不是人身依附關係，而是同志關係，平等關係。那種籠統的把知識分子與其他階級的關係，一概視為人身依附關係的說法，是不科學的。
其三，知識分子作人立命的準則應該是什麼？把“聽話”列為準則正確不正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舊中國，近代知識分子的先進部分，始終以舊社會的批判者、新中國的呼喚者，作為自己作人立命的準則，迎來新社會即社會主義社會以後，這個使命究竟有了什麼變化呢？是否只能作“聽話者”，“歌德者”，而不需要“批判者”使命了呢？人們常常以魯迅為榜樣，認為魯迅就是“附首甘為孺子牛”自居的。其實，這是對魯迅極大的誤解。魯迅一方面真心誠意的以工農勞苦大眾的“牛”自居，甚至把自己寫的文章稱為“遵命文學”。然而另一方面，魯迅又是以“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心情時刻關注著工農勞動大眾命運，並含著熱淚對他們身上的弱點和汙穢進行深刻揭露，以促其猛醒的批判者。社會主義為美好的前途開闢了道路，然而社會主義本身還很不完善，很不成熟，甚至帶著舊社會的種種汙穢。因此，不僅需要“聽話者”、“歌德者”，更需要“監督者”、“批判者”，而知識分子恰恰是一批喜歡動腦子並以腦力勞動為職業的人，他們的思維方式往往具有多樣性和朝前性，應該和社會各階層一起，成為“監督者”和“批判者”。
3，防止“和平演變”與文化領域的“反修防修”
從上個世紀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開始，防止“和平演變”成為我們黨的重要戰略指導思想，表現在思想文化領域，六十年代上半期在文藝、哲學、歷史、政治經濟學各領域，全面鋪開大搞“反修防修”鬥爭，成為“文化大革命”的序幕。究竟如何認識和評價防止“和平演變”這一思想，如何認識“反修防修”問題，成為研究這一時期文化戰略的又一個重要問題。
美國政治家杜勒斯等人鼓吹對社會主義國家實行“和平演變”的戰略，引起毛澤東主席的高度重視。他多次提出防止和平演變問題，並從60年代初逐漸把主要精力轉向思考社會主義國家如何防止資本主義復辟。1959年11月，毛澤東針對杜勒斯的講話說：“放棄使用武力並不意味著維持現狀，而是意味著和平的演變”。1964年6月16日，毛澤東在一次談話中再次講過，帝國主義說，在中國看來第一代沒問題，第二代也變不了，第三代第四代就有希望了。帝國主義講得靈，講得不靈？誰曉得？希望講得不靈，但也可能靈。蘇聯不就出了修正主義嗎？它就是第三代嘛！我們也可能出修正主義。毛澤東把防止和平演變與反對修正主義聯絡起來考慮，成為他這一時期思想的一個重要特點。
社會主義文化戰略的幾個問題（7）
60年代前半期開展的中蘇論戰中，中國黨曾寫過著名的九篇評論“蘇共中央的公開信”的文章，不僅對“蘇聯修正主義”進行了全面的指控和批判，也在一些文章中對社會主義國家的“和平演變”的問題以及如何防止“和平演變”，闡述了黨的觀點。1963年9月26日發表的《南斯拉夫是社會主義國家嗎？》（即三評），表達了以下四點看法：①南斯拉夫的蛻變歷史，“是一部社會主義國家怎樣‘和平演變’到資本主義國家的歷史”；②南斯拉夫所起的作用，是“幫助帝國主義向社會主義國家推行‘和平演變’政策”；③南斯拉夫“和平演變”的過程，被概括為：“政權性質的蛻變，導致了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破壞，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復辟”；④南斯拉夫“和平演變”的原因被歸結為帝國主義的收買政策，“帝國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