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收買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集團，透過他們實現帝國主義追求的‘和平演變’政策”。1964年7月14日發表的《關於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即“###”），指出蘇聯的蛻變是另一種“和平演變”形式，“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由於黨和國家的領導蛻化變質，走上修正主義的道路，走上所謂‘和平演變’的道路”。“###”就如何防止和平演變，如何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問題，把“毛澤東同志在這方面提出的理論和政策”，概括為15個方面，最核心的四條為：一是大抓社會主義條件下的繼續革命。在生產資料所有制革命之後，還必須有政治思想戰線上的革命，這個革命要搞一百年到幾百年；二是“大搞群眾運動”進行社會主義建設；三是“在科學、文化、藝術、教育隊伍中，興無產階級思想，滅資產階級思想”；四是培養可靠的革命接班人。毛澤東在另一場合曾講過，許多事情都是這樣，領導人一變，就都變了。“###”最後表示：“帝國主義的預言家們根據蘇聯發生的變化，也把‘和平演變’的希望，寄託在中國黨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們一定要使帝國主義的這種預言徹底破產”。
在上述思想指導下，60年代前半期，黨在文化領域全面開展了“反修防修”的鬥爭。1963年9月27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反修也要包括意識形態方面的問題。文學、藝術、戲劇、電影等等都應該抓一下。同年11月，指責文藝界盡宣傳牛鬼蛇神，帝王將相，才子佳人，文化部如再不管，“就改名帝王將相部，才子佳人部，或外國死人部”。12月12日，在《柯慶施抓曲藝工作》批示中表示：“社會主義改造在許多部門中，至今收效甚微。許多部門至今還是‘死人’統治著”。1964年6月27日，作出更為嚴厲的批示：各種協會和大多數刊物，“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如不認真改造，勢必在將來的某一天，要變成象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那樣的團體”。這場在文藝界開展的“反修防修”鬥爭，涉及了小說、詩歌、戲曲、電影、音樂、美術、舞蹈以及文藝評論等所有領域，許多優秀作品被扣上“為修正主義分子樹碑立傳”、“宣揚階級調和論、人性論、和平主義”等政治帽子，被打入囚牢。文藝界的領導人紛紛被撤職，連文化部也幾乎被取消。與此同時，哲學界開展了對著名馬克思主義哲學家、高階黨校校長楊獻珍的“合二而一”觀點的批判，指責他“適應現代修正主義的需要”，反對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歷史學界對著名歷史學家、北京大學副校長翦伯讚的批判，被戴上“汙衊農民革命”、“美化帝王將相”、“鼓吹讓步政策”、“反對古為今用”等帽子；經濟學界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專家孫冶芳，由於提出應當注重經濟效益、重視價值規律、擴大經營管理許可權等主張，而被指責為“中國最大的修正主義者”，“比蘇聯的利別爾曼還利別爾曼”。
60年代前半期的這場文化大批判和50年代那場文化批判相比較，50年代的批判內容很明確：唯心論。60年代在“反修”的口號下，所批判的東西，不僅有“修正主義思想”，還有“資本主義思想”、“封建主義思想”，這表明“修正主義”到底是什麼，並不明確；50年代的批判只是“混淆了學術與政治的界限”，而60年代的批判更多的著眼於現實的政治，連吳晗寫的“海瑞罷官”這樣一出歷史劇，也和“為彭德懷翻案”的現實鬥爭聯絡在一起；50年代文化批判中要立的目標很明確：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60年代則大搞“破就是立”，究竟“立”什麼，似乎很不明確。
社會主義文化戰略的幾個問題（8）
毛澤東時代長期擔任黨和政府領導職務的薄一波，在其《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一書中，對防止“和平演變”問題作了如下評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