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3年斯大林去世以後，蘇聯著手糾正斯大林時期存在的一些問題，如平反冤假錯案，圍繞重工業為中心的方針的展開爭論。到1956年2月召開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正式批判斯大林。這一系列事情引起中共中央的警覺。毛澤東在《論十大關係》的講話中說：“最近蘇聯方面暴露了他們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他們走過的彎路，你還想走？……要引以為戒”118。一段時間內，黨中央和毛澤東主席就文化發展和文化政策問題，陸續出臺了一些很好的思想。1956年2月19日，毛澤東在一個檔案上批示：“對學術思想的不同意見，什麼人都可以談論，無所謂損害威信，……如果國內對此類學術問題和任何領導人有不同意見，也不應加以禁止”119。1956年3月德國統一社會黨中央宣傳部長在訪華期間，談到學習蘇聯經驗的教訓時說：“在哲學上也要重新研究，我們與某些蘇聯哲學家一樣對黑格爾採取完全否定的態度，是錯誤的”，毛澤東主席得知後批示：“此件值得注意，請###討論一下這個問題。討論時，邀請社科院及其他有關機關的負責同志參加”120。
1956年4月28日，毛澤東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藝術問題上“百花齊放”，學術問題上“百家爭鳴”，應該成為我國發展科學、繁榮文學藝術的方針。1956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宣傳部長陸定一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一文，把這一方針正式公佈於世。陸文說：“我們的歷史證明，如果沒有對獨立思考的鼓勵，沒有自由討論，那麼，學術的發展就會停滯。反過來說，有了對獨立思考的鼓勵，有了自由討論，學術就能迅速發展”。1956年9月15日，劉少奇代表中央《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進一步闡述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報告”說：“科學上的真理是愈辯愈明的，藝術上的風格是必須相容幷包的，黨對於學術性質和藝術性質的問題，不應該依靠行政命令來實現自己的領導，而是要提倡自由討論和自由競爭來推動科學和藝術的發展”121。與此同時，周恩來代表黨中央，於1956年1月召開的知識分子會議上宣佈：“我國的知識分子的絕大部分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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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文化模式與社會主義中國（4）
知識分子政策的變化和“二百方針”的出臺，曾在知識分子中引起積極的反映，有的甚至用“再度解放”來形容自己的心情。也有些人在欣喜之中有擔心，認為只是“乍暖還寒”的“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然而不管怎麼說，政治空氣一度趨於緩和寬鬆，知識分子從壓抑中活躍起來，卻是不爭的事實。這從當時###印發的《有關思想工作的一些問題的彙集》中可見一斑。“彙集”歸納了下面提出的三十三個問題，現摘其要者錄於下，並附驥以筆者的評述：
一， 有的認為：“在美國沒有人管科學，科學家很自由，所以有
李政道、楊振寧那樣的成就，在我們這裡就做不到”，要求黨“無為
而治”。——＇按＇：這一意見實際上是對當時實行的科學事業上的領
導和管理體制提出質疑。
二， 社會科學家們認為得不到調查統計資料，不能切實地做研究
工作，自然科學家“對工作條件的興趣，比對百家爭鳴的興趣高。紙
張供應緊張後，關心科學成果能不能發表的人就更多。現在我們沒有
一套發表和評定科學成果的健全的制度”——＇按＇：沒有健全的科學
管理制度和具體的措施，“百家爭鳴”則是一句空話。
三，“人們常問：‘百家爭鳴’與‘馬克思列寧主義是國家的指導
思想’兩者間的關係怎樣